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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情

　　王娜是某大型国企总经理李总家的保姆。某建筑公司老总黄某为了能承建该国企投资的金星花园小区，意欲向李总行贿，但每次给的现金、烟酒等都被李总拒绝。黄某遂许以5000元好处费向王娜了解李总喜好，王娜向黄总透露说：李总别无他好，唯独嗜爱古董。黄总于是买了价值五十万元的古董贿赂李总。李总收下古董后，黄总如愿取得了金星花园小区的承建权。而王娜也从黄总处得到了好处费5000元。

　　分歧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出现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通过王娜的指点，黄总才得以了解李总的喜好，并买了价值数十万元的古董送与李总。王娜在黄总的行贿行为及李总的受贿行为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沟通、撮合作用。所以王娜构成介绍贿赂罪。另一种观点认为，介绍贿赂罪应是在双方有行贿、受贿意图后，为双方牵线搭桥，促使行贿结果达成的行为。本案中，李总原本没有受贿的意图，只因王娜告知黄总其喜好古董，才使得整个贿赂行为得以完成，王娜有明显帮助行贿人的意思并实行了帮助行贿人的行为，所以王娜应该构成行贿罪的共犯，而不是介绍贿赂罪。

　　评析

　　笔者同意第一种观点。介绍贿赂罪，是指行为人在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进行沟通、撮合，意图使贿赂结果得以实现的行为。但由于介绍贿赂罪与贿赂犯罪的共犯较难区分，在实践中应谨慎适用。

　　一、介绍贿赂罪的构成要件

　　1、犯罪主体。介绍贿赂罪的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即任何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均可以成为本罪主体。实践中，介绍贿赂的人多数是与受贿者关系密切的人，比如近亲属、秘书、司机、保姆、同学等等。这些人因为和受贿者关系亲密，容易从心理、情感上对受贿者进行突破，使受贿者丧失原则和底线。再者，这些和受贿者关系密切的人对受贿者个人生活中的喜好较为清楚明了，也就是掌握了受贿者的“软肋”，若以此为攻击点，则受贿者通常会“溃不成军”。

　　2、主观要件。介绍贿赂罪在主观上表现为直接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是为行贿、受贿双方进行沟通、联系和撮合，并且希望通过自己的行为使贿赂得以形成。但贿赂结果是否形成并不影响该罪的成立。通常情况下，介绍贿赂人具有从中谋取非法利益的目的，但谋取非法利益并不是介绍贿赂罪得以成立的必要条件。

　　3、犯罪客体。对介绍贿赂罪的犯罪客体问题，理论界的观点不尽相同：第一种观点认为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正常管理活动；第二种观点认为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第三种观点认为是职务行为的不可交易性。笔者认为，介绍贿赂行为直接为行贿者和受贿者之间贿赂结果的达成起到了促进和推动作用，是权钱交易行为的催化剂。但是介绍贿赂行为本身并不必然导致贿赂的产生，当然也不必然导致当事人以职务行为换取物质报酬的结果。介绍人的介绍行为既不是贿赂结果产生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但不论贿赂结果是否产生，介绍贿赂行为都影响和干扰了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正常管理活动和管理秩序，同时也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所以，介绍贿赂罪侵害的客体应该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正常管理活动及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

　　4、客观要件。介绍贿赂行为，是指为行贿人和作为行贿对象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进行引见、沟通和撮合，促使行贿与受贿得以实现，并且情节严重的行为。介绍贿赂人为行贿受贿双方的中介，通常会想方设法创造条件让双方认识、联系，或者代为传递信息或转递财物，帮助双方完成行贿受贿行为。而贿赂结果是否达成，不影响本罪的成立。

　　我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向国家工作人员介绍贿赂，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按照该条款的字面意思理解，介绍贿赂罪应仅仅理解为向国家工作人员介绍贿赂，而不包括接受受贿人之托、帮助寻找行贿人、索要或收受贿赂的情形。

　　但是对于介绍贿赂行为含义的理解，学界却有不同的认识。通说认为，介绍贿赂既包括介绍人按照行贿人的要求或委托帮助行贿人寻找行贿对象、引荐潜在的受贿人、或为行贿人出谋划策、传递或转交行贿钱物等，也包括帮助受贿人寻找索贿对象、传送索贿信息等。笔者认为，根据刑法的立法精神，对此条文可以作适当扩大的解释，此处的“介绍贿赂”应当既包括介绍行贿、也包括介绍受贿。而且，最高人民检察院1999年9月16日发布的《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标准的规定》也将“介绍贿赂”解释为“在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沟通关系、撮合条件，使贿赂行为得以实现的行为”。况且，实践中也存在行为人为索贿人介绍、寻找行贿目标的现象，行为人的这种行为同样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如果不将此种行为纳入介绍贿赂罪的规制范围，不仅不利于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也有悖于刑法的立法精神。

　　根据现行刑法的规定，介绍贿赂罪在客观上必须是向国家工作人员介绍贿赂，情节严重的行为。而对于何谓情节严重，1999年年9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施行的《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明确规定，介绍贿赂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介绍个人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数额在2万元以上的；介绍单位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2、介绍贿赂数额不满上述标准，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为使行贿人获取非法利益而介绍贿赂的；(2)3次以上或者为3人以上介绍贿赂的；(3)向党政领导、司法工作人员、行政执法人员介绍贿赂的；(4) 致使国家或者社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达到上述标准的，应视为情节严重。但是，这些标准由于规定太过笼统而在司法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所以，在考察介绍人是否构成情节严重时，除了要从犯罪构成的四个方面进行综合认定外，还要考虑介绍人的动机、目的及介绍人非法获益的多少。在故意犯罪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的动机和目的是量刑的重要因素之一。介绍贿赂罪虽然是属于直接故意犯罪，但是每个介绍人背后的动机和目的却是各不相。有的是出于对行贿者的同情、有的是碍于朋友或亲戚的情面、有的则是出于获取非法利益的目的。而对后一种动机，虽然介绍人非法所得额的多少并不影响介绍贿赂罪的成立，但可以作为一个量刑情节进行适当考量。

　　二、介绍贿赂罪与受贿罪、行贿罪的区别

　　介绍贿赂罪与行贿、受贿的帮助行为极为相似，要界定介绍受贿罪与贿赂犯罪的共犯，应当从以下两方面入手进行区别和鉴定。

　　1、主观方面。首先，判断两者犯罪目的和动机。介绍贿赂的行为人对自己所处的地位有明确的认识，行为人知道自己是处于第三者的地位介绍贿赂，其目的是通过自己和双方的联系、撮合而促成贿赂结果的实现。而行贿罪或受贿罪的共犯明确知道到自己是在帮助行贿一方或者受贿一方。其次，判断行为人与贿赂双方的合意程度。如果行、受贿双方或一方本没有贿赂的意思，而因行为人的行为诱发了行贿、受贿的意图，那么就可以认定行为人与行贿或受贿方合意程度明显，行为人构成了行贿或受贿的帮助犯。而如果行贿、受贿方本就有贿赂意图，行为人只是为行、受贿双方进行沟通、联系的或代为传递钱物，则应认定行为人与行、受贿人的合意不明显，行为人构成介绍贿赂罪。

　　2、客观方面。介绍贿赂罪的表现是为双方牵线搭桥，自己只是处于中间位置。介绍贿赂人为行贿、受贿双方的中介，通常会想方设法创造条件让双方认识、联系，或者代为传递信息或转递财物，帮助双方完成行贿受贿行为。如果贿赂双方自己就已经商谈好贿赂钱物，而行为人只是代为传递钱财或物品，或是代为传达双方的意图，则可认定行为人的作用是撮合。如果贿赂双方原本并不认识，通过行为人的怂恿或帮助而完成贿赂行为，则可认定行为人构成贿赂犯的帮助犯或教唆犯。

　　本案中，黄总本欲贿赂李总，但苦于无法投其所好而屡次被拒，故转而求助于李总的保姆王娜。王娜意欲获得5000元好处费，故而向黄总透露李总喜欢古董。李总应知黄总有贿赂自己而取得小区承建权的目的，之前拒绝黄总是由于黄总送的物品并非自己所好。当黄总送了自己喜好的古董后，李总就欣然笑纳了。因此，黄总、李总的行贿、受贿意图明显。在黄、李二人有行贿、受贿意图的情况下，王娜在二人中间起到了撮合、沟通的作用，故王娜构成介绍贿赂罪。


作者单位：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

浅谈法官职业化

郭辉 杨雁斌

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同志指出：“法官职业化建设是提高法官队伍整体素质的重要途径，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是法院队伍建设的一条主线”。由此可以使我们理解到法官职业化的时限界定不是短时内一蹴而就的，法官职业化要受到政法体制的制约、经济发展制约、法律框架的制约，在近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内都应是法官职业化的准备阶段。进一步的说，法官职业化是受相关要素的制约，不仅是法院系统内改革的问题，这是一个历史过程，笔者在此文中仅就职业待遇、职业准入、职业培训、职业环境、职业地位等方面问题作一些粗浅的探讨。
职业待遇------鸡与蛋孰为先
法官的职业待遇在职业化的进程中是一个十分敏感而又谁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争论颇多，主要集中为两种意见，其一是高薪来养廉，高薪吸引高素质人才；其二是能力贡献与报酬应相对称，现实的法官队伍给予高薪另人难以信服。两种意见各有道理，就如探求“鸡生蛋还是蛋生鸡一样”，争论下去恐怕不会得到答案，也实在没什么意义。
提高待遇就一定会提升素质吗？回答显然是否定的。素质不是一朝一夕提高的，就如中国足球甲A联赛的职业球员，其收入在国内体育界不能说不高，但竞技水平走向世界了吗？相反，从法官职业特殊性看，不提高待遇能保证高素质的法官队伍吗？答案是决对不可能的，二流的环境，三流的待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肯定不能吸引一流人才。法官手中握有世人心目中具有相当份量的权利，而生活（相当一些老少边穷的基层法院法官）却十分窘迫，这种巨大的反差如何消除，那种近似于“不食人间烟火”的法律“守护神”“包青天”一直被推崇备至，但也确实是可望不可及的，至少要求每位法官都达到这种崇高的境界，真的很不现实。因此，适当的、渐次的增加法官的收入，提高他们的待遇，特别是对那些老少边穷的法院予以政策倾斜是十分必要的。应当逐步改变法院经费单纯依靠地方财政拔款的做法，实行全国法院系统经国家计划单列，财政统一拔款，并立法保障司法经费，建立独立的司法预算制度，以逐步消除地域的差异及地方财政统筹等原因，造成不同法院之间经费保障的巨大反差。同时，减少法官数量，保障个体待遇的提高，加大提高一线法官的待遇力度，打破吃地方财政饭，法院看地方脸色，不得已地方保护主义等现象。在法院内部不能以单纯的工龄、行政级别等传统工资计量方式 ，形成不同工不同酬，打破工资平均主义。改变在有的地方法官收入不如司机、后勤人员的怪现状。可以说，提高法官的职业待遇应当与强化职业素质同步，只是辐度和方式酌情而定。
职业准入。门槛不能高低一致
以往法院选人的过程是用人者无权选人，选人者并不用人。法院不能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拔人才。自“司法考试”后，各基层法院招录有审判资质的人越来越难。全国统一司法考试这个门槛在中国现有国情，可谓门槛够高了，但对基层法院而言，又有多少取得司法考试证书的人能主动进门呢？原因是本身不是梧桐树，自然难得俊鸟垂青。相反，中级法院、高级法院和经济状况好的法院人才集中甚至浪费，与一些法院审判人员近乎断档的“无米下炊”的法院相比，法官缺少流动性，宏观调配的政策应有所改变。基层法院案件绝大部分事实简单、涉及法律关系单一。以民事案件为例，调解结案占半数以上，法官所涉及问题是事实审，依赖于解决纠纷的能力和经验，有赖于人生阅历和司法技巧，纯运用法学理论审结案件数量并不太多。因此，若将基层法院门槛较高、中级法院的门槛略低一些，既能解决基层法院进人难的问题，同时也符合基层法院的司法任务。
职业培训-----磨刀未必用于砍柴
对于现行的法官职业培训存在许多不同看法，主要集中在培训的方式、效果、内容上，认为培训的方式应当侧重于短期的专题培训而非长期的系统培训，培训内容应侧重于岗位技能的培训而非学历教育的普及等。有两个方面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一个是培训的重点不应该体现在一般法院知识的掌握上，对于法官如何在办理案件中灵活，合理适用自由裁量权，如何深刻理解程序正义，如何在办理具体案件时充分体现司法的人文性、体现适用法律的理性和感性的柔和。不仅使法官明白怎样做，而且要让法官明白为什么这样做，努力培养法官独特的思考论证方法，而不是机械的对法律条文生搬硬套。另外，培训的对象往往局限于院长、副院长、庭、局长，目的也大多是续职资格培训或较高级别的法官轮训，而对那些处于审判一线的普通法官却鲜有参加培训的机会，只能凭着“老本”维持日常审判，缺乏就专题法律业务的及时“充电”难免“坐吃山空”。而经常接受培训的院、庭领导却不直接办案或相对办案数量较少，这一问题应当引起充分的重视。不仅要注重提高院、庭长们对审判工作的驾驭和指导能力，还要切实注重审判一线法官的知识积累和更新。同时，要建立一种通过培训，有目的、有计划地培养普通法官中的精英之才绿色通道，对可造之才拉出来“单练”，回去可以激励和带动更多的人才“脱颖而出”。此外，还应当尽可能避免上边讲，下面听的千篇一律的培训方式，采取专题研讨，案例分析、庭审观摩、点评等更灵活、更生动的形式，还要通过严格的考试和考核，真正检验出培训的效果，使培训既有名，又有实，而不是把培训当作“贴金”和“渡假”的机会。
职业环境-----常出污泥焉能不染
长期以来，走群众路线，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这是我们一贯坚持的司法原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条原则也确实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然而，现阶段群众路线怎么走，怎样处理法官与周围社会环境的关系，这是需要我们重新思考的。一些人根据西方的司法制度，提出法官应尽可能远离于周围的环境，尽可能避免与公众的接触，特别是尽可能远离家居生活，柴米油盐等日常琐事，这样可以保持一种近乎于“超凡脱俗”的境界而不轻易受到世俗的影响。这种观点显然不符合我国现实的国情，但必竟有一定的道理，可以结合我们自身实际加以研究、借鉴。
从最近出台的一系列规范法官的行为的制度和规定看，都强调了法官要严禁参加有损于自身形象的社会活动，严禁出入有损于法官形象和让公众产生合理性怀疑的场所，这些规定的正确性勿庸置疑。然而目前的法官待遇水平，选任渠道，生活环境决定着他们客观上每时每刻都要与周围环境发生着关系，法官的选拔任命、职务晋升、收入待遇都由地方党委、人大、财政等相关部门决定，家庭、子女安置受制于他人，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不是说割断就可能割断的。同时在解决法官个人生活保障、家庭负担等方面，法院自身显得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法官主观上确实想结交更多的人这样才能解决更多的实际问题，否则会寸步难行。这种现实使我们执行规章制度时，总是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要求他们成为“超凡脱俗”、“君子和而不流”的人群，实在很难。因此，在强调法官与社会之间建立“防火墙”、“隔离带”之前先要解决一些关乎他们切身利益的相关问题，如提职晋级，生活待遇问题等，应逐步加强法院在这些方面的决定权和自主权。要在强调法官审判独立的同时，尽可能辅之以审判独立的配套保障，通过强化法院对司法资源占有的充分性和自主性，来确保审判独立，当然这些问题涉及深层的体制问题，是涉及国家改革的问题，虽然难度很大，但从司法公正角度出发，这也是需要尽快解决的。
职业地位-----皮之不存，毛之焉伏
“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这条基本原则我们再熟悉不过了。而法院独立与法官独立，两者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关系。我们谈到法院依法独立办案时，似乎总是有意无意地回避法官独立这个敏感性问题，只是要求法官要承担责任。事实上“判决错”与“判者错”是两个不同概念，法官在办案中是没有系保险带的攀崖者，办案愈多风险愈大。我们始终强调的是法院的权利如何发挥，法官实际上并不能独立行使审判职权，由于观念上不能彻底解放，直接导致了审判活动中，职责分离、权责分家、地方党委、政府干预、人大的个案监督，检察机关、纪检部门，甚至上访部门的监督，院审委会的把关等等，法官永远是长不大的孩子，让人难以放心，但一直如此关怀下去，法官必将永远难以让人放心。法官不能真正独立，在行使审判职权时的中立化、责任意识以及人格独立方面无从体现，法院的独立从何谈起，正所谓皮之不存、毛之焉伏。“法官除了法律没有别的上司”，马克思这段经典之句只有真正付诸实际之时，才是我们期望成真之日。

参考资料：1、肖扬《在全国法院队伍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彭永和《法官制度改革与基层法院建设（提纲）》
3、杨雁滨《漫谈法官职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