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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合同中仲裁条款的效力

（河北分公司　夏晓东）

【案情介绍】2002年11月4日张某为自己在保险公司投保了康健一生重大疾病保险10份，保险金额1万元，根据合同约定，张某在合同生效180后患合同列明的重大疾病或接受合同列明的重大手术，保险公司按保险金额的3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
2003年1月7日张某因多发脑梗塞、高血压三级、肾上腺瘤住院治疗，1月24日好转出院；9月5日张某因突发急性下壁心梗、冠心病、高血压、脑梗塞、脑萎缩、肾上腺瘤手术再次住院治疗，20日好转出院。2003年10月10日张某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申请，要求保险公司给付其重大疾病保险金3万元，并提供了相关索赔资料。经保险公司多方调查，发现张某曾在2001年8月1日因TIA、脑梗塞、高血压三级住院治疗，8月5日出院；8月21日又因同种疾病再次住院治疗。这两次住院治疗情况张某投保时均未告知保险公司。据此，保险公司根据《保险法》第十条、保险合同责任免除条款之规定拒绝给付张某重大疾病保险金。2004年6月7日张某因治疗无效死亡。
【仲裁情况】2004年8月26日张某之妻严某向当地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要求保险公司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3万元。当地仲裁委员会受理此案后，保险公司提出仲裁委员会管辖权异议，认为张某投保时未与公司选择争议处理方式为仲裁，仲裁委员会无案件管辖权。2004年9月15日仲裁委员会出具了《决定书》，认为投保单、保险条款均为合同的组成部分，本案中的合同文本均为保险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保险公司虽未在投保单中约定案件争议解决方式为仲裁，但保险条款中却规定了解决争议的方式有仲裁和诉讼两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之规定，认定双方当事人选定的合同争议解决方式为仲裁，委员会对案件有管辖权。
2004年11月10日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认为保险公司业务人员在业务承揽中未全面行使询问权利，放弃了自己的质询权；责任免除条款未向投保人明确说明，不产生效力。裁决保险公司向严某支付保险金3万元，承担案件仲裁费2400元。
【仲裁条款是否生效】本案中，保险公司提供的《个人人身保险投保单》中关于争议解决方式的是这样描述的：
投保险种中需选择争议处理方式的请选定：
1、协商，协商不成的提交当地或就近的仲裁委员会仲裁；
2、协商，协商不成的提起诉讼。
投保人选定为第二种方式。
康健一生重大疾病保险条款第二十二条“争议处理”条款约定：
合同争议解决方式由当事人在合同约定时从下列两种方式中选择一种：
一、 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
成的，提交当地或就近的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尽管保险公司的《个人人身保险投保单》、康健一生重大疾病保险条款第二十二条都对争议解决方式都做出了规定，但两者是不冲突的。保险合同当事人有权依照自己的理性判断，设计民事活动，管理自己的事务。康健一生重大疾病保险条款第二十二条赋予了合同当事人争议解决方式的选择权，合同当事人在协商不成的情况下，可以选择仲裁或者诉讼，但选择权应该是在合同订立过程中行使，不应是在合同成立后行使。《个人人身保险投保单》在保险合同成立的过程中是“要约”内容的载体，其内容一经保险公司承诺，保险合同即告成立，故《个人人身保险投保单》上约定的争议处理方式应视为合同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对双方当事人有约束力。
对案件的管辖问题，仲裁委员会把保险合同“争议处理”条款与投保单中选择的争议处理方式视为相互冲突，进而适用合同法的格式合同争议处理规则决定自己具有管辖权，此种理解方法违背了仲裁的自愿原则，裁决结果也实难让人信服。
【 案件处理结果】仲裁结果出来后，保险公司不服，认为仲裁委员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有违法裁决之嫌，依法向当地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法院审理后认为双方当事人在保险合同中没有签订仲裁协议，发生纠纷后又未作补充协议，且保险公司在仲裁庭首次开庭时已提出异议，故认定该仲裁书违反了仲裁法关于管辖的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一）项之规定撤销仲裁委员会裁决。


从“正麒吧”组织同性卖淫案看个案请示
杨涛
备受媒体关注的南京首例组织同性卖淫案，6日上午9点在秦淮区法院进行了不公开审理。去年8月17日，南京市警方接到举报，有家叫“正麒麟”的演艺中心里有同性恋卖淫。警方随后一举捣毁了这个罕见的涉嫌组织男青年向同性恋者卖淫的团伙，抓获涉案人员11人。因为现行法律没有明确条文规定如何给同性卖淫定性，检察机关一度曾不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后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听取案件汇报后最终确定：组织男青年向同性卖淫，比照组织卖淫罪定罪量刑。
该案的特殊性在全国引起广泛关注，上海、山东等地的媒体也派人专程赶赴南京采访。有关法律专家也对组织同性卖淫是否可以构成组织卖淫罪，发表了不少评论。然而对于本案中存在的程序上的瑕疵，却鲜有人提及。
本案是在秦淮区检察院作出不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后，由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将案件分别向各自的上级机关作了汇报，案件最终到了江苏省省委政法委。在政法委的协调下，江苏省级政法部门召开了案件研讨会。江苏省政法委有关负责人认为，李宁等人的行为已造成较为严重的社会危害，符合犯罪的基本特征，会议决定立刻由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向最高人民法院请示。
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进行的个案请示，由于缺乏程序上的正当性，一直为学界所诟。首先，个案请示变相剥夺了当事人的上诉权，案件已经过请示，当事人的上诉便成为一种形式。其次，个案请示破坏了上下级法院之间的独立性，上下级法院是监督关系而非领导关系，这是由于审判要求中立、独立等内在规律所决定，个案请示无从培养下级法院独立的权威，也损害了上级法院纠错的功能。再次，审判要求法官亲历的特性也决定了个案请示不当，案件必须在法官的亲身参与下才能查明，上级法院在仅听口头或书面汇报在缺乏当事人双方在场情形下能清楚地了望案情吗？这与审判委员会存在的弊端如同一辙。在现阶段，如果说因为法官的素质参差不齐对于法律问题进行个案请示有现实合理性的话，那么对于个案的事实请示要绝对避免，因为这是保证诉讼程序公正的底线。
本案由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将案件分别向各自的上级机关作了请示，并无不妥，因为他们都不是审判机关，上下级之间也是领导关系。如果仅就法律问题，政法委邀请省高级人民法院参加讨论也可理解，然而，会议却是就法律问题连同案情一并进行了讨论，并认为本案符合犯罪的基本特征，一个案件未进入审判阶段，由法院听取案情必将使刑事诉讼法修改检察机关不再将全案案卷移送法院，避免法官形成预断的努力化为泡影，此是一。其二是要求由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向最高人民法院请示，而且是连案情一并向最高法院请示，那么我们要问以后的下级法院审判到底有何意义，被告人上诉还有必要吗？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个案请示居然请示到了作为立法机关的全国人大。人大常委会下属专业委员会也直接听取案情汇报，作出指示。《人民法院报》2月7日的报道称：“人大常委会下属专业委员会听取案件汇报后，作出口头答复：组织男青年向同性卖淫，比照组织卖淫罪定罪量刑。”《现代快报》2月4日的报道更是说：“人大常委会作出答复：对李宁等2名组织同性卖淫者，立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人大是如何答复我们不得而知，但从报道来看，不免让人感到立法机关在行使司法权之嫌。
在一个讲求程序正义的法治社会，司法机关应始终格守中立、被动、亲历的底线。司法机关不应在案件未进入审理时接触案情，下级法院对于具体案件涉及的疑难法律问题的请示，要尽可能做到抽象化；上级法院即使有必要也不能就具体案件作出批复，只能阐述有关法律问题。立法机关对于立法条文的解释，要以规范化的条文形式出现，不宜采用对个案批复形式，更不能对具体案件下达指示；对于司法机关的工作及具体案件的监督也应在法定程序中依法进行，独立毕竟是司法的品格。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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