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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关于加强人事部机关基础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11 17:44:58  浏览:8732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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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关于加强人事部机关基础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人事部办公厅


关于印发《关于加强人事部机关基础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国人厅发〔2006〕170号


部内各司级单位:



  《关于加强人事部机关基础工作的意见》已经10月17日部务会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二○○六年十月二十三日



关于加强人事部机关基础工作的意见



近年来,部党组高度重视机关基础建设工作,多次强调要着眼长远,着眼发展,把基础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各单位逐步加大基础工作力度,在基本制度建设、基础资料积累、基本功训练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也应看到,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相比,各单位的基础工作还有较大差距,有的单位规章制度还不全不细,制度落实也不到位,一些重要的工作资料没有建档,相关辅助材料没有积累整理,信息化程度还不高,有的同志基本功还不够扎实,等等。这些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切实加以改进。



为更好地推进新时期新阶段各项人事人才工作,进一步加强人事部机关自身建设,不断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现就加强我部基础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要进一步重视加强基础工作



加强基础工作,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决策水平和实现各项工作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是保持工作连续性和政策连续性、确保各项工作在原有基础上不断推进的必要条件;是加强内部建设、提高干部职工素质的重要途径,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长远意义。



加强基础工作是一项长期任务。各单位领导要以高度的工作责任感和强烈的事业心,切实把这项工作作为一件大事来抓,认真分析基础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采取有力措施,抓紧、抓实、抓出成效。



二、加强基础工作的目标和主要任务



加强基础工作的目标是:



基本制度健全,就是要做到工作职责清晰,工作程序明确,工作要求具体,工作运转规范有序。



基础资料完整,就是要做到重要工作及时建档,历史资料有据可查,辅助材料相对齐全,基础数据全面准确。



基本功扎实,就是要做到工作人员业务知识全面,相关法规政策熟悉,基本技能熟练,具有较强的办文、办事、办会能力。



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就是要逐步实现业务工作信息化管理和办公自动化,推进信息资源共享。

加强基础工作的主要任务是:



  (一)加强基本制度建设



完善制度体系,增强制度的针对性。对已有的规章制度要进行全面清理,该修订的修订,该制定的制定,该废除的废除。对建立的制度,各单位要采取有力措施抓好落实,并对制度执行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清理检查。



当前,要重点加强以下三个方面的制度建设,即:建立健全领导班子议事制度,包括每周班子成员碰头会、每月司(厅、局、院、社)务会和司长(主任、局长、院长、社长)办公会等会议制度,重大问题提交班子集体研究决定,实行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司务会和司长办公会应形成会议纪要,明确会议研究的结果,并存档备查。建立健全单位内部工作制度,明确工作职责,规范工作流程,严格工作要求。建立健全单位内部各项管理制度,把干部职工队伍的思想、组织、能力和作风建设纳入制度化、规范化管理轨道,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



(二)加强基础资料积累



各单位要根据人事部档案管理有关规定,按照“随办随归”的原则,及时收集整理具有历史价值的文字、音像、实物等各类档案资料,交部档案室保存。



在部档案室建档的基础上,各处(室)要根据工作需要,建立本处业务基础资料档案。各单位综合性业务基础工作资料由综合处(办公室)建档。



基础资料应包括以下方面:党中央、国务院下发的相关文件,中央领导同志和部领导对本单位工作的指示、批示;重要的全国性工作会议、重大活动文件资料;制定下发的文件(包括签发底稿),业务工作中形成的工作计划、总结、请示、报告及其它重要的文件材料;业务工作所涉及的重要基础数据资料,与业务工作相关的专题研究资料,包括其历史沿革、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和发展动态,等等。各司级单位应建立相应的基础资料目录并报办公厅备案。



(三)加强基本功训练



要按照建设学习型机关的要求,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教育引导干部职工切实增强学习的自觉性和紧迫感,着力提高综合素质和工作本领。



基本功训练主要包括:履行本职岗位职责所应掌握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司级干部应对单位工作全局和干部队伍情况胸中有数,是本单位业务工作的专家权威;处级干部要熟悉和胜任所负责的业务工作,是本处工作的行家里手;一般工作人员要适应岗位工作需要,做到应知应会。同时,全体工作人员要自觉加强硬笔书法、计算机操作、语言文字表达、外语等基本技能的训练,培养良好的文明素养,努力提高综合素质。



(四)不断提高信息化水平



要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将信息化工作作为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切实提高本单位信息化水平。



要按照部信息化建设总体规划,结合本单位的工作实际,提出相关业务系统信息化建设计划。各单位要抓紧建设相关工作基础数据库,重视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实现信息资源共享。要充分利用内部局域网,扎实推进办公自动化建设,逐步实现网上办公。要加快电子档案库建设,实现部内档案的网上检索。



三、加强领导,抓好落实



要加强组织领导。各司级单位要切实加强对基础工作的领导,精心部署。要根据本意见,结合单位实际,抓紧制定本单位加强基础工作的实施方案,于11月底前报办公厅备案。



要切实落实责任。各单位要明确基础工作的各项任务、进度安排、具体要求,做到专人分管、专人负责、专柜建档,坚持在日常工作中抓好落实。根据需要,可添置档案保管和数字存储必需的设备,并组织相关人员进行培训。



要搞好督促检查。办公厅要会同人事教育司、机关党委每年底对各单位基础建设的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对基础工作开展比较好的单位予以表彰奖励。各单位的基础工作建设情况应列入主要负责同志、处室负责人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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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如何认定“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立法思考

寿阳县人民检察院 李常青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性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是挪用公款罪……”2001年10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认定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有关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高法解释)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个人名义将公款借给其他自然人或者不具有法人资格的私营独资企业、私营合伙企业等使用的,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谋取个人利益,以个人名义将公款借给其他单位使用的,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2002年4月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以下简称人大解释)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一)将公款供本人、亲友或者其他自然人使用的;(二)以个人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的;(三)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谋取个人利益的。”2003年11月13日,《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会谈纪要)规定:经单位领导集体研究决定将公款给个人使用或者单位负责人为了单位的利益,决定将公款给个人使用,不以挪用公款罪定罪处罚。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在短短两年时间内,最高人民法院,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分别对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做出解释或进行研讨,而且所做规定不尽相同,甚而至于还存在矛盾,说明从立法高层对挪用公款罪理论认识上是有分歧的。高法解释将挪用公款借给具有法人资格的私营公司排除在挪用公款借给个人使用之外,人大解释将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借给其他单位使用,未谋取个人利益的排除在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之外,会谈纪要中更是将经单位领导集体研究决定的或者单位负责人为了单位的利益决定将公款给个人使用也排除在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之外。以笔者愚见,甚为不妥。
一、挪用公款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和公款的使用权,客观方面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每一笔公款其所有权或为国有,或为集体所有,或者是机关企事业单位正常经费,或者是应上交国家利税,或者是企业公积金或公益金,或者是预提职工福利等。任何单位,任何人都无权挪给其他个人使用,而无论形式上是个人决定,还是单位集体研究决定,都无权改变公款的用途。如果纵容这种行为的发生,势必侵犯公款的使用权。再者,将公款借给个人使用,无论是为了个人利益,还是为了单位利益,其实质都是为了一小部分人或一个小团体的利益,其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都会侵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
二、犯罪最本质的特征是具有社会危害性,行为人无论以何种形式将公款借给个人使用(也包括其他借给其他单位使用),其社会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首先这种行为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调节作用的是市场,在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中,资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资金实力雄厚与否,有时能决定一个企业的命运。事实上,当某一个单位能轻而易举地筹借到公款时,往往会将其他竞争者置于不利地位,从而掌握市场的主动权,在竞争中赢得有利的地位,其实质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其次,从公款出借方来说,背后往往是权钱交易,权利交易,无论披上什么合法的外衣,其受利益驱动的动机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三、法律对人的作用称为法律的规范作用,主要有指引作用、评价作用、预测作用、教育作用、强制作用,法律对于人们的行为起评价标准和尺度的作用。人们可以根据法律的规范性、确定性特点,预见和估计人们相互间将怎样行为以及行为的后果等,从而对自己的行为作出合理的安排。刑法通过打击犯罪来引导人们哪些行为是可为的,哪些行为是不可为的。如果法律对以各种“合法”形式掩盖下的挪用公款不能认定为犯罪的话,势必对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起一种错误的诱导作用,引导人们继续“合法”地挪用公款。
四、在人大解释中,将公款供本人、亲友或者其他自然人使用的,属于“归个人使用”,在该条款中,将公款借给自然人使用,并不管是否为单位集体研究决定,也不管是否为单位谋取利益,都属于挪用公款中的“归个人使用”。但在高法会谈纪要中却将经单位集体研究决定或者单位负责人为了单位利益决定将公款给个人使用排除在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之外。也就是说单位负责人既为了单位利益同时也为个人谋取了利益,将构不成挪用公款罪。虽然高法会谈纪要不具有司法解释的性质,但对审判实践有着较强的指导意义,并且根据“疑罪从无”的精神,这样的行为很难认定为犯罪,也就是说高法的会谈纪要使人大的立法解释形如空文,确有司法侵犯立法之嫌。
综上所述,现行法律关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如何认定的问题上,虽然规定较多、较细,但是既缺乏法理依据,实践操作性又差。为此,笔者建议挪用公款的主体应区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在国家机关、国有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第二类是在国有公司、国有企业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前述第一类人员只要将公款借给个人使用达到刑法规定的数额标准,即可构成挪用公款罪,第二类人员则要区分是正常的民间借贷还是利用职务之便将公款借给个人使用。对于挪用公款的使用人的界定也应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自然人,第二类是单位,确切地说是指私营独资企业、个人合伙企业,自然人为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对于挪用公款的动机则不应将为个人或为单位谋取利益成为是否构成挪用公款罪的要件。

谁有权认定事故的性质

杨涛


辽宁盘锦大桥事件被定性为“意外性事故”。(见《新京报》6月13日)这一结论引起了众多媒体和许多民众的质疑。笔者注意到,宣布这一消息的是305国道大辽河田庄台大桥跨塌事故处理指挥部负责人李秉军,而李秉军的身份同时又是盘锦市经贸委副主任。
如果笔者没有分析错的话,该事故是由事发地的当地政府组成事故处理指挥部负责处理,而后也是由该指挥部来认定事故的性质。这就不能不引起笔者对该事故认定程序正当性的质疑,进而怀疑事故性质认定的准确性和科学性。
众所周知,今年4月起中国政坛掀起了一股对官员问责的风暴,重大事故的官员问责制成为了今年中国政治生活的一大靓点。从石油川东钻探公司井喷特大事故到北京市密云县“2•5”特大伤亡事故,从吉林省吉林市中百商厦“2•15”特大火灾事故到安徽阜阳市“劣质奶粉事件”,中央和地方对于发生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官员都进行了严肃处理,官员开始成为有风险的职业了。在这种背景下,事故性质的认定直接关系到官员的前途命运,地方政府的主要领导无不看重对事故性质的认定。而依据 “任何人都不能作自己案件的法官” 的自然正义原理,由事故性质的认定有利害关系的地方政府来组织调查组并负责事故性质的认定,是有违正当程序并可能影响事故性质的公正认定。因而,地方政府是不宜来自行认定发生在本地的重大事故的性质。
那么,由谁来组成调查组并负责事故性质的认定更为妥当呢?笔者认为,由地方人大组成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进行事故的调查和性质的认定是比较可行的办法,因为人大不直接行使行政管理权,对事故发生并不负直接领导责任,由其负责组织调查能保持应有的中立。同时这也是有法律依据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三十一条和五十二条的规定,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在及其常务委员会都有权组织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对有关问题进行调查。人民代表大会在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根据调查报告,作出相应的决议。但笔者认为,为增强调查的科学性和民主性,调查委员会应吸纳有关专家和民众代表加入,并听取有关当事人和民众的意见。当然,由发生事故地方的上级政府或国务院组成调查组负责对事故的调查和性质的认定,也能使调查主体相对中立和调查结论可信。但是,必须限于该级政府的领导不在被追究责任的范围,否则,即使是发生事故的地方的上级政府也不宜负责对事故的调查和性质的认定。
为了让我们的事故调查与性质的认定能真实可信,为了减少民众对于事故性质认定的猜疑,笔者呼吁,让我们建立一个中立的调查委员会负责调查认定,使这种调查认定首先从程序上公正起来。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34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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