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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欣新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教授


一、破产案件受理难问题产生的原因

破产法是市场经济国家最为重要的法律之一，对市场经济秩序起到关键性的保障作用。但在我国新《企业破产法》制定实施后，破产案件的受理数量并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有所上升，反而是在逐年下降。而同期全国仅因连续两年不进行工商年检而被吊销营业执照的企业就数量惊人，这些被吊销的企业大部分都属于应破产而未破产的企业。破产案件数量下降的原因既有无人提出破产申请的问题，也存在当事人的申请不能被人民法院依法受理的问题。此外，还存在因政策性破产被废止而使破产案件数量下降的因素。这种现象表明破产法的顺利实施还存在多方的困难与阻力，破产制度在我国还没有真正普遍建立起来。如果这一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市场经济秩序就不可能得到充分的保障，企业的市场退出机制也不可能健全完善。

破产案件受理难存在多方面的原因，但主要还是思想、制度上的问题。

第一是思想观念上的问题。一些人没有真正理解破产法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社会调整作用，没有认识到破产法调整特定情况下债务清偿问题的实质效应，是在保障商品经济正常秩序的信用商品交换关系，是在维持社会的经济公平与正义。有一些人则是片面地理解破产法的调整作用，认为破产法就是要把企业破产清算倒闭，不了解现代破产法是由破产清算制度与重整、和解等企业挽救制度两部分组成，不懂得积极利用破产挽救机制，多角度发挥破产法的作用解决债务危机。还有一些人则是对破产清算制度存在误解和抵触心理，总认为企业破产对社会会起到消极破坏效用，不愿受理破产清算案件，没有认识到“这些经营失败且无法挽救的企业犹如社会之恶性肿瘤，对其破产切除手术越犹豫拖延，向健康企业传染的范围就越大，不仅会将其他企业拖破产，使更多的职工失业，企业财产也会消耗流失殆尽，使社会问题更加难以解决，为社会危机更危险的爆发积蓄能量”，[1]只有及时对其破产清算才能保证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竞争基本规律的实现。而且，企业经营失败倒闭，在市场经济社会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正常现象，对那些应当破产的企业不进行破产，并没有消除客观上已经存在的现象与问题，更不能解决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反而是对人们法制观念的破坏，是对市场经济秩序的人为破坏。

此外，在旧破产法实施过程中采取的政策性破产做法，也给人们对破产法的正确理解与实施造成严重误导。所谓政策性破产实质上不过是借破产之名，行国有企业行政关闭之实，其制定目的主要是要解决地方政府关闭亏损国企时职工安置费用不足的财政困难等问题，所以强调政策性破产必须经政府审批后启动，破产企业所有财产包括设置抵押等物权担保的财产都必须优先清偿职工债权和安置费用，与破产法“保护债权人、债务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2]的立法宗旨是完全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混淆了破产法与社会保障法、劳动法的调整范围，所以在新破产法中明确规定予以限期废除。[3]由于政策性破产立法目标的改变以及对地方政府产生的实际财政利益，所以地方政府对此十分积极，也愿意承担解决职工失业救济等社会问题的工作（费用则主要由倒霉的债权人承担），故而人民法院审理破产案件时遇到的社会障碍较少，工作量与难度也不大。由此在一些人的思想上也形成了对破产案件受理与审理程序的错误观念和思维定势，形成了一套错误的操作惯例。这些思想观念上的问题，构成新破产法实施中的层层障碍，而这些障碍首先就体现在破产案件的受理上，如对当事人特别是债权人提出的破产申请采取消极推诿态度，得不到政府明确表态同意或支持的破产申请案件，人民法院往往多方推诿，不愿受理。

第二，一些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对企业破产案件产生的社会问题不履行法定职责予以解决，采取消极不配合的态度。由于我国立法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等原因，破产企业职工的失业救济安置等社会问题的解决存在一定困难（其实即使在立法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健全的国家也会同样存在问题），并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等问题。由于这些社会问题的解决往往需要地方政府有关部门花费时间、精力，甚至地方政府财政的资金，影响其既得利益，导致一些地方政府对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采取消极不配合、甚至抵制的态度，在案件受理后将社会矛盾全部推给人民法院，不愿承担其解决破产社会问题的本职工作，这也加剧了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的畏难情绪。破产案件是应由人民法院审理，但人民法院只审理涉及债务清偿的问题，一个企业的破产往往在债务清偿之外还会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通常并不属于人民法院的职权范围，人民法院也不具备解决这些问题的社会资源，如职工的失业救济安置问题等，这些问题均应由地方政府有关部门解决。但因这些工作在一些人看来是费钱费力、只有麻烦、没有利益且不显政绩的事情，在缺乏对其不履责行为追究法律责任规定的情况下，当然是能推则推，能拖则拖，有的地方政府甚至直接干预限制人民法院依法受理破产案件。

第三，人民法院内部涉及破产案件审理的相关制度不健全、不合理，也是破产案件受理难的重要原因。其一，目前大多数人民法院将破产案件放在商事审判庭审理，由各个法官轮流审理，没有设置破产审判庭或专业的合议庭、审判组，没有组织形成专业化的审理队伍，不仅审判人员的专业化程度不高、专业知识不足，而且由于破产案件在其审理的案件中仅占很少数量，一般也缺乏积极审理案件、提高业务水平的动力，加之破产案件的法律难题较多，社会问题繁多复杂，法官对受理破产案件往往存在畏难情绪。其二，对破产案件审理的业绩考核指标不合理：1.办案数量折抵计算不合理。破产案件比一般民商事案件要复杂难办得多，要花费更多时间、精力，相当于很多件民商事案件的工作量，而一个大型企业如证券公司的破产甚至超过上百件普通案件的工作量，但在绩效考核时往往是以一般案件为基础折量计算，工作业绩得不到合理评价。2.审限和结案率的考核规定不合理。破产案件的审理周期比一般民商事案件长得多，大型企业复杂的破产案件往往要3、5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审结。现在大多数人民法院仍将破产案件的审限和结案率纳入一般民商事案件中考核，那些到了年底仍不能结案的破产案件也算入未结案的范围，这必然会影响审理法官甚至整个审判庭的工作业绩，从而损害其受理破产案件的积极性。

第四，对破产案件受理的法律规定不够具体、明确，缺乏健全有效的监督机制，也为消极推诿、拒不受理破产案件的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其一是有关破产案件受理的实体法律规定方面存在的问题。这主要是立法对破产原因特别是债权人在何种情况下可以提出破产申请、提出申请时的举证责任等规定存在不足。其二是有关破产案件受理的程序法方面存在的问题。这主要是立法对人民法院不依法受理破产案件没有有效的监督纠正程序。

二、完善解决破产案件受理难问题的配套机制

要想解决破产案件受理难的问题，第一是必须纠正对破产法的误解与偏见，解决思想上的问题，让人们认识到，破产法是保障市场经济秩序最重要的法律之一，其调整作用是任何其他法律制度所无法取代的，要改变过去在政策性破产下形成的错误观念和思维定势，纠正错误的操作惯例，调整过去对破产案件要“严把受理关”的旧理念，真正做到依法受理破产案件，“公平清理债权债务，保护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4]

第二，要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行政规章，进一步明确地方政府有关部门负有解决企业破产可能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的职责，并规定不履行职责者的法律责任，且切实执行，为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提供宽松的社会环境，解除其后顾之忧。要坚决纠正破产案件受理后把所有社会问题都甩给人民法院的错误做法。过去在评价政府有关部门一项工作的重要性特别是社会意义时，往往提到“一票否决制”、“首长负责制”，在破产案件社会问题的解决上也应当实行这些制度。破产案件受理后，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必须积极、主动、及时地承担破产企业职工救济安置等问题，维护社会稳定。凡是在破产案件受理后将政府应负责解决的社会工作推诿给人民法院者，凡是在破产企业职工因救济安置等问题引发矛盾后仍推诿责任不及时解决者，一律追究其法律责任，造成严重后果的，追究其渎职的刑事责任。再出现破产企业职工因救济安置等社会问题而在人民法院门口静坐请愿等情况时，该由哪个政府有关部门解决的，该部门应立即将人接走，否则就应追究其渎职责任。

第三，健全人民法院内部相关制度。具备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设置专门的破产审判庭或破产合议庭，建立专业化的破产案件审理组织。在对案件进行审限管理和对法官进行绩效考评时，不应以普通民商事案件的审限确定破产案件的审限，不应将破产案件记入年终未结案件基数内，对于法官承办破产案件的业绩数量应当单独进行统计，合理量化，鼓励法官积极办理破产案件。

三、完善解决破产案件受理难问题的法律机制

首先，要制定司法解释，健全破产案件受理上的监督制约机制。为此应在实体问题方面明确规定对破产原因的具体适用情况，特别是要明确规定在何种情况下债权人可以提出破产申请、何种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破产申请等问题。《企业破产法》第2条第1款规定，破产原因是“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据此规定，破产原因可分为两种情况：其一，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其二，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前者主要适用于债务人提出破产申请，资不抵债现象明显、易于判断的案件；后者适用于债权人提出破产申请以及债务人提出破产申请、资不抵债现象不易判断的案件。笔者认为，“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简称不能清偿），是指债务人对已到偿还期限、提出清偿要求且无合理争议或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在较长期间内持续不能清偿的客观财产状况。资不抵债是指债务人的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资不抵债的着眼点是资债比例关系，考察债务人的偿还能力仅以实有财产为限，不考虑信用、能力等可能的偿还因素，计算债务数额时，不考虑是否到期，均纳入总额之内。债务人的资产负债表或者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显示其财产总额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就可以认定债务人资不抵债，但有相反证据的除外。对债务人丧失清偿能力的认定，不以其他对该债务负有清偿义务人如连带责任人、保证人也不能代为清偿为条件。

资不抵债并不必然导致债务人对到期债务清偿能力的丧失，所以其作为破产原因，在各国一般仅适用于资合法人、解散后处于清算中的资合法人以及遗产等的破产，即仅以有限财产为清偿范围、无人对其债务负无限责任的民事主体。由于债权人对债务人的资产负债情况很难作出完整、正确的评价，并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所以资不抵债作为特殊破产原因，主要适用于债务人主动申请破产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债务人在资产负债表上资产超过负债却无力清偿到期债务的现象并不少见。因为一些人民法院在执行中往往难以采取迫使企业倒闭的强制执行措施，即使债权设置有物权担保也是如此，企业倒闭后的职工失业安置、社会稳定等问题难以解决，远远超出个别当事人间债权债务关系的范围，需要由破产法、社会保险法等法律综合调整。而有些债务人也以破产可能危及社会稳定、造成职工失业等为筹码，“绑架”国家、“绑架”职工、“绑架”债权人，拒绝履行债务，以实现其拖债、逃债目的。这就迫使债权人不得不通过破产程序先将债务人企业终结，然后才可能解决债务清偿问题。所以，笔者认为，在我国强制执行制度能够依法彻底实施、真正保护债权人利益之前，对于债务人虽资产超过负债但却长期无力清偿到期债务的情况，也必须纳入破产法的调整范围，否则不仅无助于债务清偿与有关社会问题的解决，反而会使债务人财产状况在拖延中更加恶化，使债权人、债务人、职工的利益以及社会利益均受到更大损失。[5]

在破产原因的适用上，我们还要把握好债权人的破产申请原因。由于债权人对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资不抵债的情况，往往难以举证证明，所以各国破产法通常规定，债权人提出破产申请的原因，是法律规定的可以推定债务人存在破产原因的事实与行为，如债务人停止支付可以推定为或视为不能清偿。对于债权人依据破产申请原因提出的破产申请，各国立法均设置有债务人的异议程序（如我国《破产法》第10条第1款规定），[6]以保障债务人不会在未发生破产原因的情况下违背其意志被拖入破产程序。在我国的破产立法中，债务人“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实际上就是可以推定债务人不能清偿的申请原因，其实质性质相当于一些国家破产立法中规定的停止支付。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债务人对到期债务持续未能清偿且发生下列情况之一的，人民法院可认定债务人明显缺乏清偿能力，推定其发生破产原因，债权人可以据此提出破产申请：（一）债务人向债权人明确表示无力清偿债务。（二）债务人经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后仍不能清偿债务；这是指只要债务人在任何一个案件中经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后仍不能清偿债务，就可认定其发生破产原因，任何一个债权人（不限于已经采取强制执行措施仍未能得到清偿的债权人）都可以据此提出破产申请。（三）债务人的法定代表人等高级管理人员下落不明，且无其他人员负责财产管理与债务清偿；此时债务人已丧失对外进行债务清偿的行为能力，往往实际上也已丧失了清偿能力，需要及时启动破产程序以维护债权人利益。（四）债务人转移、隐匿财产或以其他方式非法处置财产；债务人不清偿债务，却进行这些会导致其清偿能力进一步丧失的违法逃债行为，严重损害债权人的利益，故债权人可据此提出破产申请。（五）债务人停业或已解散但未依法进行清算；虽此时债权人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清算，但考虑到在实践中相当一部分案件中的债务人此时往往早已丧失清偿能力，如已经长期被吊销营业执照，强制清算对维护债权人的利益没有实际意义，往往仍需转入破产程序，允许债权人直接申请债务人破产，更有利于通过行使破产撤销权追回财产，或者在破产程序终结后追究清算义务人责任，有利于及时、有效地保护债权人权益。（六）债务人已经资不抵债，且难以持续经营，扭转无望。

其次，司法解释还需要明确各方当事人提出破产申请时的举证责任尤其是在部分证据不能提交时的处理，以及债务人抗辩异议是否成立的判断标准。其一是，债权人对人员下落不明或者财产状况不清的债务人提出破产申请，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受理，债务人不能或拒不向人民法院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权债务清册等相关材料的，不影响案件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债权人对人员下落不明或者财产状况不清的债务人申请破产清算案件如何处理的批复》中对此已有规定。据此司法解释规定的原则，债务人在债权人提出申请时不能提交法律规定的相关材料的，不应影响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受理。其二是，对《企业破产法》第8条规定债务人提出破产申请时应提交职工安置方案的理解与适用。应当说，这一规定将本应由政府履行的职工安置责任转嫁给破产企业是既不合理也不可行的，所以必须限定解释其内容，以免影响破产申请的受理。考虑到我国的历史与实际情况，国有企业债务人申请破产，因可能涉及到职工身份转换等历史遗留问题，应当提交职工安置预案（由地方政府负责制定的预案），预案中应当说明地方政府有关部门拟采取的职工安置措施及具体解决方案、地方政府的维持稳定措施等。非国有企业债务人申请破产时提交的职工安置预案，只需要说明根据有关劳动法律规定，企业职工解除劳动关系后依照《企业破产法》及社会保险制度有关规定应作出的补偿方案（不需要申请人解决补偿资金问题）。

对债权人提出破产申请的情况，还要明确规定债务人对债权人所提破产申请的合理抗辩与恶意拖延的区别。债务人不清偿债务，仅以其未发生破产原因或资产超过全部负债为理由抗辩的，其异议不能成立。换言之，未发生破产原因的抗辩，必须以能够立即清偿债务或与债权人达成债务清偿协议为成立条件；而债务人不能清偿债务，即使其资产超过全部负债，也不能作为未发生破产原因的抗辩理由。债务人在破产申请受理前清偿所欠申请人的到期债务，或者与债权人达成债务清偿协议的，申请人应撤回破产申请，申请人未撤回的，人民法院对破产申请裁定不受理。债务人对申请人是否享有债权提出异议的，如依双方签订的合同、支付凭证、对账单、债务确认书和还款协议等证据，债务人已经明确承认债权，或者可以确定债权的，如无充分相反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对债务不存在合理争议，依法裁定受理破产案件。人民法院决不能采取债务人提出任何异议，不管是否合理，都要求债权人通过诉讼解决的做法，不能让债务人任意拖延破产申请的受理。

最后，要通过司法解释的制订在程序上建立起一套完善的破产案件受理监督制约机制。申请人有证据可以证明人民法院拒不接受当事人依法提出的破产申请，或者在接到当事人的破产申请后，拒不出具收到申请的书面凭证，并在法定期限内未作出是否受理破产案件裁定的，可以直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破产申请。这里的证据可以是视听资料证据，如录音录像资料等，也可以是书面的送达证据，如人民法院要求申请人对破产申请进行补充、补正时，申请人将补充、补正资料邮寄送达的内容经公证的特快专递送达回执等。上一级人民法院接到破产申请后，应当直接作出是否受理破产案件的裁定。上一级人民法院经审查直接作出受理破产案件裁定的，应在裁定中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审理该破产案件。对上一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不予受理裁定，申请人可以提起上诉。二审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应当受理破产申请的，应当直接作出受理破产案件的裁定，并在裁定中指令原有管辖权的下级人民法院审理该破产案件。为切实保障当事人的申请权，司法解释还应规定，人民法院在发现当事人提出的破产申请存在需要补充、补正的情况时，必须将所有需要补充、补正的事项向申请人进行一次性的全部告知，除对申请人补充、补正的材料发现仍有不足者外，以后不得要求申请人对其他事项再做补充、补正。

司法最终解决是一般社会矛盾解决的原则，如果连案件的受理问题都不能解决，又何谈籍此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所以，人民法院必须积极、主动地解决破产案件的受理难问题，依法受理破产案件，完成自己的司法职责。




注释:
[1]王欣新：“论经济危机下的破产法应对”，载《人民法院报》2009年6月18日。
[2]《企业破产法》第1条规定。
[3]同[2]第133条规定。
昆山埃索托普化工有限公司等与上海化工研究院侵害商业秘密纠纷上诉案

唐青林


一、案件来源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2003）沪二中民五（知）初字第207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05）沪高民三（知）终字第40号判决书。

二、案件要旨
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提出鉴定申请的，经人民法院同意后，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有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鉴定人员，协商不成的，则由人民法院指定。在发生法定的四种情形时，当事人可对法院委托的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提出异议并申请重新鉴定。

三、基本案情
原告上海化工研究院（以下简称“化工院”）自1961年开始立项研发、生产15N标记化合物，至1989年建成了15N标记化合物年产量为2.2千克的1号车间，1999年起向国外出口99％高丰度的15N标记化合物。在被告昆山埃索托普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埃索托普公司”）生产15N标记化合物之前，原告系国内唯一生产15N标记化合物的单位。
原告化工院为保护其自行研发的科研成果，自1997年开始，陆续制定了《科技档案借阅、保密制度与立卷及归档范围》、《关于经济工作中的企业秘密及其管理办法的规定》等规定。根据上述保密制度，化工院将15N技术的所有资料存档并列为“秘密”等级。
被告陈某于1992进入化工院15N生产车间工作，1999年12月起担任15N车间组长、工程师，全面负责15N的生产和管理工作，能够查阅15N技术资料、工艺图纸等，熟悉掌握15N技术的生产工艺和装置等。被告强某于1995年8月进入原告化工院15N生产车间工作，1998年调入15N标记化合物合成组，主要从事15N标记化合物合成工作，担任高级工程师，熟悉掌握15N标记化合物的合成等技术。被告程某在原告化工院下属的有机所工作，担任工程师。
2001年上半年，被告江苏汇鸿国际集团土产进出口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鸿苏州公司）的李某、李乙和王某等人共同商量出资成立一家生产15N标记化合物的公司，并通过被告程某介绍认识了被告陈某、强某。此后，被告陈某向其姐夫沈某借款并以沈某的名义参与投资，被告强某让其表弟丁某参与投资，与李乙、王某等四人共同出资，于2001年7月成立了被告埃索托普公司，李乙担任法定代表人。
在埃索托普公司的筹备成立阶段，当时还在化工院工作的陈某即以埃索托普公司的名义到加工单位为埃索托普公司定制、验收了部分生产设备。埃索托普公司成立后，程某又先后怂恿陈某、强某到被告埃索托普公司工作。2001年7月陈某从化工院辞职；2002年2月，程某从化工院辞职。同年5月，强某也开始办理从化工院离职的手续，并在未办妥辞职手续后自行离职。
进入埃索托普公司后，陈某利用其在原告处工作时掌握的15N技术，为该公司筹建了与原告相同的15N生产装置，并负责15N车间的生产管理；被告强某从事15N标记化合物的合成工作；被告程某担任总经理，负责公司的日常管理。
2003年3月14日，化工院向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举报被告陈某、程某、强某、埃索托普公司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和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分别于2004年5月和8月先后作出了上述四名被告的行为均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刑事一审判决和终审裁定。被告陈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被告程某和被告强某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被告埃索托普公司被判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
原告化工院认为，15N技术是其商业秘密。被告陈某、强某在明知15N技术系其商业秘密的情况下，将该技术泄露给被告埃索托普公司；被告程某明知陈某、强某熟知原告的15N技术秘密而组织其到埃索托普公司工作，并使用陈某、强某泄露的15N技术；被告汇鸿苏州公司在明知被告埃索托普公司生产侵权产品的情况下，仍帮助其进行销售。上述五名被告的行为共同构成对原告商业秘密的侵犯。故诉请法院判令：1、五被告停止侵害原告15N技术的商业秘密，不得使用或对外泄露；2、销毁被告埃索托普公司用以侵害原告商业秘密的专用设备；3、被告陈某、程某、强某、埃索托普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二百余万元；4、被告汇鸿苏州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十六万元；5、上述经济损失共计二百三十余万元及原告的律师代理费，由五名被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6、五被告在报刊上公开向原告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另查明：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上海市科委”）接受普陀区公安分局的委托出具了一份鉴定意见和三份补充意见。鉴定结论的主要内容为：一、原告化工院生产15N的技术和生产装置存在不为公众所知悉的技术信息；二、被告埃索托普公司生产15N的技术和生产装置与原告的生产技术和装置基本相同；三、依据被告埃索托普公司提供的有关公知技术的资料，不可能设计形成该公司目前使用15N的技术和生产装置。

四、法院审理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化工院的15N标记化合物的涉案技术是其长期研发的成果，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其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被采取了一系列的保密措施。故该技术属于其合法取得的商业秘密，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
被告埃索托普公司在刑事案件侦查、审查起诉及审理阶段均未向科学技术部知识产权事务中心提供《小试报告》和《工业化设计》两份关键技术文件，在民事案件审理中，被告单方面提交给科学技术部知识产权事务中心的《小试报告》和《工业化设计》两份文件的真实性又无法被确认，故鉴定机构根据上述两份技术文件作出的结论，法院不予采信。
被告陈某、强某系原告化工院的主要技术人员，知悉15N技术属于原告的商业秘密，并负有保守该商业秘密的义务，但被告陈某、强某违反原告的保密要求，披露并允许被告埃索托普公司使用原告的商业秘密；被告程某明知陈某、强某知悉原告的商业秘密，介绍其到埃索托普公司工作并帮助该公司实施侵权行为，构成商业秘密侵权；被告埃索托普公司明知陈某、强某知悉原告的商业秘密，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并使用了原告的商业秘密，构成商业秘密侵权。
根据相关事实可以认定，在被告埃索托普公司成立之前，被告汇鸿苏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某已参与被告埃索托普公司的筹备工作；在埃索托普公司成立之后，被告汇鸿苏州公司与被告埃索托普公司又互有分工，被告埃索托普公司负责生产侵权产品，被告汇鸿苏州公司负责销售侵权产品。因此，被告陈某、程某、强某、埃索托普公司、汇鸿苏州公司具有共同的侵权故意，被告汇鸿苏州公司在明知被告埃索托普公司生产侵权产品的情况下，仍销售侵权产品的行为，与其余四名被告共同构成商业秘密侵权，五名被告应当承担连带赔偿民事责任。
综上，一审法院判决：被告陈某、程某、强某、埃索托普公司、汇鸿苏州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至原告化工院15N技术商业秘密权利终止之日止，停止对原告化工院上述商业秘密的侵害；五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在《新民晚报》上刊登启事消除影响（原告要求五名被告公开赔礼道歉的诉请，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并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赔偿原告化工院包括合理费用在内的经济损失人民币230万元，其中被告汇鸿苏州公司应赔偿原告化工院经济损失人民币8万元。
判决后，埃索托普公司和汇鸿苏州公司不服，共同向上海市高院提出上诉。其上诉理由主要是：上海市科委不具备鉴定资质，且其专家未出庭回答问题，故其鉴定结论应为无效；被上诉人15N的生产技术和设备本身来源于国外公知技术，同时被上诉人单位的专家对其研发成果撰写了系列论文和专著公开发表，不具备构成商业秘密的“不为公众所知悉”和“采取保密措施”的要件；上诉人根据国内外公知技术可以在短时期内研发成功15N等。因此，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原审被告陈某、程某、强某则均支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并认为自己未侵犯被上诉人的商业秘密。
上海市高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有三：
一、上诉人埃索托普公司和汇鸿苏州公司是否侵犯了被上诉人的商业秘密，是否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权利人依法取得的商业秘密受法律保护，他人不得侵犯。本案被上诉人化工院的15N标记化合物系其合法取得的商业秘密，上诉人和原审被告具有共同的侵权故意，并实施了侵犯被上诉人该商业秘密的行为，故一审判决判令上诉人和原审被告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并无不当。
二、鉴定机构上海市科委是否具备鉴定资质，其鉴定结论是否有效的问题。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司法鉴定管理规定》等规定，可知本案一审判决认为：“上海市科委是当时上海市法院认可的具有鉴定能力和鉴定资质的鉴定机关”并无不当。上海市科委组织的鉴定专家是在审阅了相关资料和文件、听取了当事人陈述和进行现场勘查的基础上作出了鉴定结论，其鉴定行为并无不当。且本案一审庭审中，上海市科委委托的有关鉴定专家也到庭接受了质询。一审法院经过对有关证据的审核认定，并采纳其鉴定意见，符合法律的有关规定。至于科学技术部知识产权事务中心出具的咨询报告书，因上诉人埃索托普公司在一审中对《小试报告》和《工业化设计》这两份关键技术文件的真实性未能以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一审判决对根据上述两份技术文件作出的结论不予采信，也于法不悖。
三、上诉人称被上诉人15N的生产技术和设备不具备构成商业秘密的“不为公众所知悉”和“采取保密措施”的要件，并称其根据国内外公知技术可以在短时期内研发成功15N技术。法院认为，被上诉人单位的有关专家虽然对其研发的涉案技术成果公开发表了有关的论文等，但根据鉴定结论等证据反映，这些公开发表的文章并未披露被上诉人的涉案技术秘密。而上诉人尽管陈述了多种辩称的理由，却始终未能提供其研发涉案技术秘密的研发资料及相关技术数据等证据，也未能提供充分证据否定上海市科委专家鉴定报告的结论。因此，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也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上海市高院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二审判决。

五、律师点评
本案中，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之一为鉴定机构上海市科委是否具备鉴定资质，其鉴定结论是否有效。对此，法院根据相关法律、管理规定，认可了该鉴定机构的鉴定资质及鉴定结论的有效性，并据此判决五被告侵犯了原告的商业秘密。那么，鉴定机构是由谁选择的，怎样的鉴定机构具备民事诉讼上的鉴定资格，而在发生怎样的情形时，法院才会准许当事人的重新鉴定申请呢？
鉴定，是指法定鉴定部门或指定鉴定部门中具有专业知识技能的人，依照法定程序做出鉴别和判断的一种活动。一般而言，法院只有在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证据，或法院认为鉴定结论是审理案件所需的证据（包括涉及可能有损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与实体争议无关的程序事项）时，才会依职权主动启动鉴定程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二十六条可知，鉴定的启动都是由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提出鉴定申请，经人民法院同意后，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有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鉴定人员（法院应当为当事人提供相关的鉴定机构情况介绍及鉴定人员名单），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指定。据此，鉴定机构、鉴定人员的选择，实行以当事人协商确定鉴定机构、鉴定人员为原则，在双方协商不成的情况下才由法院指定。同时，《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对需要鉴定的事项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无正当理由不提出鉴定申请或者不预交鉴定费用或者拒不提供相关材料，致使对案件争议的事实无法通过鉴定结论予以认定的，应当对该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可知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不申请鉴定或不提供有关材料的，还须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
那么，在发生哪些情况时法院会同意准许重新鉴定，申请重新鉴定又是否有次数限制呢？根据《规定》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委托的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有异议申请重新鉴定，提出证据证明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一）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的；（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三）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的；（四）经过质证认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另外，根据《规定》二十五条第二款：“对有缺陷的鉴定结论，可以通过补充鉴定、重新质证或者补充质证等方法解决的，不予重新鉴定。”而关于申请重新鉴定的次数问题，由于法律和司法解释都未作明确规定，故只要符合上述四种情形之一的，当事人都可申请重新鉴定，没有次数的限制。至于重新鉴定的机构和人员确定问题，由于法律和司法解释也未作规定，故可视为仍和第一次申请鉴定一样，由当事人重新进行协商，协商不成的由法院指定。
本案中，上诉人埃索托普公司和汇鸿苏州公司提出鉴定机构上海市科委不具备鉴定资质，其专家未出庭回答问题，故其鉴定结论应为无效的上诉理由显然不属于法定的四种情形之一，并且其也未提供证据推翻该鉴定结论。因此，二审法院肯定了鉴定结论的效力，驳回了二上诉人的该上诉请求的做法显然是正确的。


编者注：本文摘自北京市安中律师事务所唐青林律师主编的《中国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百案类评》（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唐青林律师近年来办理了大量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案件，为多起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提供辩护，在商业秘密法律领域积累了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欢迎切磋交流，邮箱：lawyer3721@163.com，电话：139101697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