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条例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
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条例
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994年10月20日北京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明确工程建设各方的质量责任，提高建设工程质量，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进行建筑、市政、设备安装等工程建设以及混凝土预制构件和商品混凝土生产，均应遵守本条例。
工程的建设、勘察设计、施工（含混凝土预制构件和商品混凝土生产，下同）等单位，均应依照本条例，承担相应的工程质量责任。
第三条 市城乡建设委员会是本市建设工程质量管理的主管机关。区、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建设工程的质量管理工作。
市城乡规划委员会负责本市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质量管理工作。
市和区、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质量监督机构（含勘察设计质量监督机构，以下简称质量监督机构）按照各自职责负责日常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四条 建设工程质量实行政府监督、社会监理和企业保证相结合。
第五条 本市鼓励在工程建设中推行科学的质量管理方法，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推行企业质量体系认证和产品质量认证制度；鼓励建造优质工程；工程实行按质论价。
第二章 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
第六条 本市实行建设工程质量监督制度。
凡新建、改建、扩建的建设工程，均由本条例规定的质量监督机构实施监督。
第七条 设立质量监督机构应当具备相应的监督条件和能力，并经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勘察设计质量监督机构经市城乡规划委员会）审查批准后，方可承担建设工程质量监督工作。
承担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业务的机构应当经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审查合格，并经市技术监督部门计量认证，方可从事建设工程质量检测。
第八条 质量监督机构依据国家和本市有关法规和技术标准、规范、规程，对工程勘察设计、施工质量以及工程所用的建筑材料、构配件、设备质量进行监督检查，业务上受同级技术监督部门指导。
区、县质量监督机构业务上受市质量监督机构领导。
第九条 质量监督机构负责核查工程监理、勘察设计及施工、安装企业的资质等级和业务范围，办理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注册。
第十条 质量监督机构应当对建设单位申报竣工的工程进行质量核定。对工程质量合格的，发给《建设工程质量合格证书》；对未经质量核定或核定为质量不合格的工程，质量监督机构不发给《建设工程质量合格证书》。
第十一条 质量监督机构负责协调处理工程质量争议和用户提出的质量投诉，查处工程质量事故和违反本条例的行为。
第三章 建设单位的质量责任
第十二条 建设单位（含城市建设开发企业，下同）应当根据工程特点和技术要求，选择符合资质等级的建设监理、勘察设计、施工单位，并依法签订书面合同。合同中应当规定工程质量要求和违约责任。
第十三条 建设单位应当向质量监督机构办理 工程质量监督注册，并按规定缴纳监督管理费；组织设计和施工单位进行设计交底和图纸会审，检验工程质量，并对其采购供应的材料、设备的质量承担相应责任。建设单位应当负责组织竣工验收，申报竣工工程质量核定。未取得《建设
工程质量合格证书》的工程，建设单位不得进行工程结算和投入使用。
第十四条 城市建设开发企业应当在工程的开发建设中，加强质量管理，建立质量体系。在工程竣工和房屋出售、出租前，开发企业应当负责成品的维护和管理，保证工程的使用功能符合要求，配套设施齐全、完好，并向用户提供使用、保养和维护说明。
第十五条 本市推行建设工程监理制度。
委托建设监理单位进行监理的工程，建设单位应当与建设监理单位签订书面合同，明确规定质量责任。
第十六条 建设监理单位应当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规范、规程、勘察设计文件及合同规定对工程质量进行监理，并接受质量监督机构的监督。
第四章 勘察设计单位的质量责任
第十七条 勘察设计单位必须按照核定的资质等级和业务范围承担工程勘察设计业务，对其编制的勘察设计文件质量负责，承担相应的责任，接受勘察设计质量监督机构的监督，并按规定缴纳监督管理费。
第十八条 勘察设计文件应当符合有关技术标准、规范、规程，符合设计任务书和合同规定，保证使用功能。勘察文件内容，应当评价准确，数据可靠；设计文件深度应符合相应设计阶段的要求，施工图要符合批准的初步设计文件。设计文件中提出使用的材料，构配件、设备，应当注
明产品技术指标和质量要求。
第十九条 勘察设计单位应当参加建设单位或者建设监理单位组织的图纸会审和技术交底；参加工程地基基础、主体结构（含主要隐蔽工程）和竣工质量验收；参加工程质量事故调查，并提出技术处理方案。
第二十条 对国家和本市的重点工程、超高层建筑以及采用新技术、新结构的工程，应当在合同中规定设计单位向施工现场派驻设计代表。
第五章 施工企业的质量责任
第二十一条 施工企业应当按照审定的资质等级和业务范围承接工程，并对所承接工程的施工质量负责。
第二十二条 施工企业应当建立健全质量体系，全面落实质量责任制，并对其采购的材料、构配件和设备的质量承担相应责任。
第二十三条 施工企业应当做好施工现场的质量管理、计数、测试等基础工作。对进入施工现场的原材料、构配件和设备妥善保管，并按规定进行试验、检验；不合格的原材料、构配件和设备，不准使用。
第二十四条 施工企业应当提高企业素质，加强职工职业道德、技术业务培训。施工现场工长、质量检查员必须按规定经过培训，经考核合格后上岗，特种专业技术人员必须持证上岗。
第二十五条 施工企业应当编建设工程施工组织设计。实行施工总包的工程，总包单位对该工程全部施工质量向建设单位负责，分包单位对其分包工程的施工质量向总包单位负责。
建设单位直接发包的分部工程，该分部工程质量由承包单位向建设单位负责，并服从该工程总包单位的总体施工组织设计。
第二十六条 工程竣工，其质量应当符合有关技术标准、设计文件及合同规定的要求，具有完整的技术档案和竣工图等资料，并按规定签订工程的保修合同。
第二十七条 工程发生质量事故，施工企业应当按照规定报告质量监督机构。
第六章 工程保修和质量投诉
第二十八条 建设工程按照国家和本市的规定实行质量保修制度。已交付使用的建设工程出现质量缺陷，在保修期内的，责任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及时无偿保修，并对因工程质量缺陷造成的损害向使用单位或者个人承担赔偿责任。
工程质量出现永久性缺陷的，承担责任的期限不受保修期限制。经营管理单位由此受到的损失，由造成建设工程质量事故的责任单位赔偿。
第二十九条 建设工程的使用单位和个人，有权就工程质量缺陷向工程的经营管理单位或者开发建设单位投诉，提出维修和赔偿的要求。经营管理单位或者开发建设单位应当及时受理，负责解决，并可向造成质量缺陷的责任单位追偿。
第三十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质量监督机构对建设工程的使用单位或者个人反映的工程质量问题和工程质量设诉，应当负责及时处理，并给予答复。
第三十一条 在工程质量发生的争议，当事人可以协商解决，也可以依法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二条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违反第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未经审查或者审查不合格，而从事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的，责令停止检测，没收非法所得，并可处以罚款。
第三十三条 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停工，并可处以罚款：
（一）未按规定选择相应资质等级的建设监理、勘察设计和施工单位的；
（二）采购供应不合格的建筑材料、构配件和设备的；
（三）不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注册的；
（四）未取得《建设工程质量合格证书》，进行工程结算或者使用该工程的；
（五）城市建设开发企业不按第十四条规定实施质量管理，或者未履行住宅工程成品维护和管理职责的。
第三十四条 建设监理单位未按第十六条规定对工程进行监理或者不接受质量监督机构监督的，责令限期改正、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并可处以罚款。
第三十五条 勘察设计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没收非法所得，并可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直至吊销资质等级证书：
（一）未取得资质等级证书承接工程勘察设计任务的，或者超越资质等级擅自承接勘察设计任务的；
（二）勘察设计文件不符合第十八条规定的；
（三）不接受勘察设计质量监督机构监督的；
（四）由于勘察设计的原因，造成工程质量事故的。
第三十六条 施工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停业整顿、没收非法所得，并可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施工、降低资质等级，直至吊销资质等级证书：
（一）未取得企业资质等级证书，承接工程施工任务的，或者超越资质等级擅自承接工程施工任务的；
（二）采购、使用不合格的材料、构配件和设备的，或者未对采购的材料、构配件和设备进行试验、检验的；
（三）发生质量事故，不按规定向质量监督机构报告的；
（四）施工负责人、质量检查员和特种专业技术人员未经考核合格上岗的；
（五）玩忽职守或者偷工减料、弄虚作假，造成工程质量不合格或者质量低劣的；
（六）未按规定实行质量保修、包换的；
（七）由于其他施工原因造成工程质量事故的。
施工企业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对施工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和直接责任人给予警告，并可处以罚款。
第三十七条 对造成重大工程质量事故、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质量监督机构决定和执行，行政处罚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三十九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条 质量监督机构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一条 拒绝、阻碍质量监督管理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则
第四十二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市城乡建设委员会负责解释；其中关于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质量监督问题，由市城乡规划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四十三条 本条例自1995年1月1日起施行。
1994年10月20日
自然法是什么？
——登特列夫的回答
中国政法大学2006级法学理论专业 杨天泰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曹植
引言
登特列夫在其经典著作《自然法——法律哲学导论》序言中谦虚、深沉而充满激情的写道：“如果这么单薄的论文也配题献给谁的话，我将毫不犹豫的把它题献给稍后的黯淡岁月中的诸多友人，他们的事迹证明了，确有一种唯一值得我们为之效死的天地大法存在。”我想，登氏所谓的这种唯一的神圣到值得我们为之效死的天地大法，不是别的，正是能代表人类正义、反映人类本性、体现人之为人的价值的自然法。这自然法虽不为我们所见，却时时处处指导着作为人类的我们的行为，甚至在人类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对着某些所谓的“强权即是公理”的实在法大声说“不”。这自然法并非显而易见的规则体系，而毋宁是一种价值观念。那么，登氏又是如何来阐释这玄之又玄的“自然法”呢？
一、对“自然法”范围的限定及其研究路径
登氏在此书的开篇“导论”部分首先作出声明：“本书所要讨论的自然法观念，乃是涉及人类行为的而非涉及自然现象的一个观念。”登氏一开始就把自然法视为一种观念而非一种确定的客观实在；他把探讨范围限定在“涉及人类行为”的伦理学与政治学的范围之内。而探讨的路径不外乎历史与哲学两种。“但是以上两种路径，似乎都难以完全令人满意。”历史的路径不但繁琐沉重，而且往往会误导我们认为“自然法有十足连续的历史”，这种形式上的连续性让我们混淆了同一个名词（即自然法）所包含的不同观念和体现的不同思想。因为“除了名称相同之外，中世纪的自然法观念与近代的自然法观念，几无共同之处。”哲学的路径无疑可以摆脱历史路径带来的这种弊端，我们可以通过哲学的路径发现形式连续性掩盖之下的不同自然法观念的真正内涵并加以区分，却使我们发现“自然法竟是像鬼火一般的不可捉摸”。“要克服上述种种困难，唯一的办法就是兼采历史的与哲学的路径。” 这样以来，不但可以准确把握历史上各种“自然法”观念的内涵，而且能够正确定位这些内涵各异的“自然法”观念在历史上所扮演的不同角色。
二、“自然法”在历史或现实中之不同面相
在“自然法”抽象而学究的外观之下，我们可以在历史或现实中看到其所呈现的不同面相。登氏的著作中提及的第一个“见于法律的固有领域”的自然法之面相就是透过《查士丁尼法典》所展现的一个普遍适用的法律体系。罗马法的遗产能够成为我们人类社会的共同遗产和财富，其中的自然法观念功不可没。这观念使《查士丁尼法典》以全人类为立法对象，并自命具有普遍效力，而且这效力来源并非武力，而是“理性”——“法律之固有的尊严”。罗马时代的法学家们在前人努力的基础之上苦心孤诣地探求一种“适用于一切民族与一切时代的永恒不变”（西塞罗语）的法律，这法律之所以如此神圣永恒，正是因为其以斯多葛学派的“人性普遍”与“人类平等”等哲学思想为基础，而不管是罗马人或者是雅典人，都无法摆脱这种相似而平等的人性而变为另一种生物。《罗马法大全》的编纂者们在其“文摘”部分煞费苦心的录入不同的法学家关于“自然法”、“国际法”、“国内法”等歧异明显的定义和法律的分类，也许是为了说明，自有各种具有不同效力范围的“法”存在，而不管法学家如何表述它们之间的这些不同。以罗马法的自然法学说为基础而建立的这个“无与伦比的完整而和谐的法律体系”不但颇为梅因所赞赏，而且登氏还提醒我们，罗马的法律传统，教导了西方世界把法律视为人类之共同本质，视为实现永远公平与善良的事物之一种不歇的努力。古典时期的罗马法律家抱有一项要求——要求法律符合于自然，符合于公道与正义。正是这项要求，使他们的自然法观念赋予法律一种固有的尊严与价值。
“自然法”观念在历史上呈现的另一个面相就是“一个完整伦理体系之基石”。自然法观念在中世纪成功地使神学智慧与俗世智慧相结合，这固然要归功于中世纪的教会法学者。“依教会法学者，自然法可以溯源至上帝，它的教诫之所以具有权威性，乃是因为它经过天启的证实与推行。”自然法由此获得上帝赋予的神圣性，而自然法之中包含的“人类理性”等哲学概念对基督教信仰也不无裨益。“自然法”实在是俗世智慧与神学智慧所共同体现的人类智慧之结晶。中世纪哲学之最伟大的代表圣托马斯阿奎那在其旷世巨著《神学大全》中对自然法观念作了一番全新的阐述。阿奎那所谓的“自然理性之光”即“自然法”是“理性的造物”即“人类”分享的“永恒定律”，而这“永恒定律”来自上帝，是上帝对人类的合理指导。登特列夫把阿奎那的自然法观念之贡献归结为三点：第一，阿奎那把自然法视为人之尊严与能力之表现。因为人类得自于上帝的理性，自然法得以成为人类专属的诫律。第二，阿奎那把自然法设想为道德之基础。因为人类得自于上帝的理性以及人性因此所具有的尊严与能力，体现人类理性与智慧的国家从而成为自然道德之最高表现。世俗权威因此得以正名。第三，阿奎那的自然法成为评判人类社会政治体制之好坏的最高准则。在这一点上，阿奎那认为国家及因其而生的法律并不是至高无上的，它们必须符合正义。这正义的涵义虽然有点含糊，但是不合正义的事以人类与生俱来的良知为标准的话却是易于判断的。人类并没有义务去服从那种不合正义的法律，即便他身为此种法律之下的臣民。
“自然法”观念在历史上所呈现的第三个面相，或者说是巨大的历史功绩，充分体现在美国和法国的大革命中，而且使自由与平等的伟大理想深入人心，甚至写入人类社会的法律典籍。登氏称其为“自然权利的理论”。这套理论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理性主义。近代自然法理论之建立者荷兰人格老秀斯将自然法观念翻新改造并作出了自己的阐释。他有一句名言：“即使上帝不存在，自然法也仍然不失其效力。”他甚至拿数学来作类比，声称：“正如即使上帝也不能使二加二不等于四，他也不能使本来是恶的东西成为不是恶。”自然法是不证自明的，它也许来源于上帝但并不完全依附于上帝。自然法之理性证据已然充分。于是自然法得以脱离神学的束缚，成为“俗世的”观念和智慧。第二，个体主义。个体主义发轫于个体之间的协议的契约观念。正如康德所言：“要把个体的自然权利置入国家架构之内，契约观念是唯一可行的法子。”登氏总结道：“就形式而言，契约乃是个体意志之表明——这意志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根据自然法而建立一种相互的义务关系。就实质而言，契约的内容就是个体之‘自然权利’，这权利被用以交换同等或更大价值的东西——社会之利益及政治组织之安全。”第三，激进主义。这套理论的激进充分表现在它为人权所作的的辩护上，这种凭借自然法之力量而自然地属于人的权利因而得以对既存体制进行抗辩或挑战。
三、“自然法”与“法律之本质”
法律是命令抑或正义？“自然法”明确摒弃“法律即是命令”的观念。法律何以不能是“主权者的命令”？如果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那么主权者便可以不受法律的约束，因为其独立于法律之外。但是主权者并不能免除一切法律义务，否则便是不折不扣的强权与暴政，社会秩序无法建立。而且主权者的命令之外还有一些具有约束力的规范可以称之为法律，譬如国际法。
法律是意志抑或理性？如果法律就是意志，无论这意志是上帝的意志或者是人民的意志，当上帝不存在或者人民的意志失去理性，法律又将呈现出何种面貌呢？法律尽可能是意志的表现，但未必尽然只是意志的表现，理性同样不可忽视。
登氏认为，自然法原是有关法律的一种界说，它隐含了对法律观念的一种扩充，甚至可以扩充到“任何规范人类行为的规则或准则”（胡克语）。这种扩充虽然太过宽泛和笼统，却有助于“使人们得以用新的眼光去了解法律现象。一种法律，即使不能对人施以制裁，仍然可以是一种法律”。例如国际法或宪法的某些条款。
自然法恰恰提醒我们，法律不仅仅是命令抑或意志，而应当更多地体现正义抑或理性。
四、自然法学说对“法律与道德”之关系问题的阐述
法律与道德之关系的问题是历史上任何法理学派都无法回避的问题。美国法学家庞德在其著作《法律与道德》中对历史上的各法理学派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进行了一番近乎完美的梳理。庞德认为，法律与道德有着共同的起源，但在发展过程中分道扬镳了。他说：“将法律和道德彻底分开的做法（像分析法学家所追求的那样），以及将两者完全等同的做法（像自然法学派所追求的那样），都是错误的。”这不失为对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所作的一个中肯而客观的定位。但是在登特列夫看来，庞德把法律与道德等同的错误做法归咎于自然法学派确实有点冤枉了这些虔诚而勤勉的自然派法学家们。
登氏总结了法律与道德混淆的两种情况：第一，法律道德化，即法律从属于道德。这源于自然法理论认为法律的目的不仅在于使人服从，也在帮助他们成为有道德的人。这显然不利于法律的独立与发展。第二，道德法律化。把法律评价引进道德领域，这样做的后果对法律抑或道德都不利。“正如人们感到法律之道德化有违法律经验之证据，人们也感到道德之法律化会危害到道德的本质。”譬如以武力强制迫人为善，这“善”还是不是原来的“善”？
登氏随后开始为自然法学家们为区分法律与道德所作出的贡献仗义执言。法律与道德之区分已为法学界诸多学者所熟知，正如庞德总结的：“在主旨方面，据说道德涉及人的思想和情感，而法律只涉及人的行为；伦理学的目标是完善人的个体品格，而法律只是尝试去调整个人和个人之间、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据说道德更关注这类行为背后的事物，而不仅仅是行为本身。相反，法律关注行为，并且只是关注表现于行为性质之中的思想与情感，并以此判断它们对一般安全或一般道德所构成的危害。”登氏也把法学家们所作的这些区分总结为三点：第一，法律是社会的或客观的，道德是个体的或主观的。在登氏看来，这个区分，“即使经院学者，对这个要义也不是完全懵然无知的。”阿奎那就认为，自然法作为一种道德诫律，管辖范围是及于“一切德行”的，但人订的法律基本上并非以增进美德为目的，而毋宁是确保一个和平的共同生活的目的。这个目的正是社会性的目的。第二，法律的强制力不同于道德之约束力。登氏眼中的中世纪自然法理论家已经领会到法律命令与道德命令的区别了。第三，法律的“外在”与道德的“内在”。法律更多是源于外在的经验，而道德则深入人们内心的良知。法律义务之“外在性”也被早期伦理与自然法作家认识到了。他们典型的代表就是阿奎那和胡克。阿奎那认为，鉴于“人只能看到呈现的事物”，所以人只能对外在行动下判断；只有上帝才能判断意志的内在活动，深入人之不为人见的内心深处。胡克则称，人订的法律关注“已发”，只管行为；上帝的法律则可以关注未发，注重人的心灵。在这个总结之后，登氏为自然法学说正名道：“自然法学说绝不是使以上两个领域（即法律与道德）混淆的祸首，相反的，它使人对其差异有更深的认识。
尽管部分法学家希望通过法律与道德的这些区分而试图将法律与道德截然分开，但是其结果却让他们失望了。道德未必就是个体的，人类社会确实存在着公共道德。登氏说：“一种纯属个体的道德是无法想象的。”法国人涂尔干也持相同的观点，他认为，“无论群体是什么样的，道德与群体成员的身份是一并形成的。”法律的强制力也并不能必然证成法律之为法律，因为强盗同样可以有强制力，而且某些法律即是没有明显的强制力也不失其为法律，譬如国际法与宪法的某些条款。法律之外在性也是模糊和大概的，因为即便是外在命令也需关注内在的意志与自由，否则法律之中便不会有“善意”、“恶意”之类的概念了。自然法学说让我们直面法律与道德之密不可分的关系，也使我们认识到二者的区分不是那么简单。在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上，自然法学说既承认法律与道德的紧密联系，也不否认二者的区别，但是这种区别却应当是更深层次的。
五、结论
是时候下结论了。登特列夫在全书的结尾引用了康德的一段名言之后，写道：“上面所说的价值与规范恰好重合的地方（它就是法律之终极根源，同时也是道德生活之肇端），我相信，正是两千多年以来人们一直名之为自然法的东西。”依他，规范与价值在某种程度上是并不是必然分离的，虽然不是所有的规范都可以作出价值判断，但是总有一些规范（而不管这些规范是不是被承认为法律）是需要作出价值判断的，价值与规范必然有其重合的地方，而这正是人们以“自然法”这个语言之中的词汇来命名的。自然法是对“什么是法律”这个被法学家和哲学家普遍关注的问题的一种回答。为什么在这个问题的诸多答案之中，自然法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呢？康德告诉我们，“光知道法律实际上‘说或曾经说’什么并不足以使法律家知道法律‘是’什么，而只能使他们知道在某时某地有些什么与法律有关的事物。”也正如先贤西塞罗假马卡斯之口所说的，“但在我们现在的研究中，我们是要以一种方式去全面探究普遍正义与法律之整个领域。相形之下，我们自己的民法，倒显得是局限在一个狭小的角落了！”“什么是法律”这个问题的完满答案不但也回答法律是“什么”，而且要回答法律“何以”存在法律，法律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等等诸多问题。其中有些问题是实证主义法学家所无法回答或者有意回避的。而自然法学说恰恰填补了这个空缺。登氏认为，“自然法观念同时带有法律的性格与道德的性格。对自然法的一个最佳形容，也许就是说它为法律与道德的交叉点提供了一个名称。……自然法原就是一种努力，想以法律的或‘规范的’术语来陈述某些被认为绝对有效的价值。”也正如他在导言部分所说的，“如果没有自然法，意大利半岛上一个农民小共同体的渺小法律，绝不可能演变成为后来国际文明的普遍性法律；如果没有自然法，中世纪神学智慧与俗世智慧之综合，亦必永无可能；如果没有自然法，恐怕也不会有后来的美国与法国大革命，而且自由与平等的伟大思想，恐怕也无由进入人们的心灵，再从而进入法律的典籍。”
不管是何种法学派别的法学家，他们都在追求着自己渴望的理想的法律。自然法学家追求一种永恒与绝对的价值标准；实证分析法学家希望法律成为一门纯粹的科学；社会法学派学者则希望法律成为社会控制的有力工具；历史法学派学者则希望法律成为民族精神的体现；甚至概念法学者希望构建一个完美的“概念天国”……我们都希望未来的世界或者说未来的法律世界更加美好。但是我无法想象，一个完全抛弃自然法学说的指引，完全剔除了道德的法律体系将会是何种面貌？无情？机械？僵化？但我知道，就算有这么一个法律体系的存在，这个体系也无法完全排除立法者、司法者或者守法者作为个体的良知。哲学家柏林曾经说过：“人之所以可能理解其当代人或任何时代的人，人类相互间之所以可能彼此沟通，却有赖于某种共同的价值存在，而不仅止于依靠大家共有的一个‘实际世界’的存在。后者只是使人类能够互相沟通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人类若要彼此沟通，便需要有一个最低限度的共同道德基础，亦即是一些互相关连的概念与范畴，这对人类的沟通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内在要素。……唯有依赖这一点共同的基础，我们才能认清其他的人之所以为人，其他的文明之所以为文明的原因。”我想，在这个意义上，自然法未尝不是一个不同时代或地域的人类可以而且能够互相沟通的基础。
参考文献：
1.［意］登特列夫著：《自然法•法律哲学导论》，李日章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
2.［美］庞德著：《法律与道德》，陈林林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
3.［法］涂尔干著：《社会学与哲学》，梁栋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2年
4.［英］以赛亚•柏林著：《自由四论》，陈晓林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