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国际商事合同中的合意瑕疵及其法律救济
刘成伟*
尽管各国法律对于合同的定义表述不一，但对合同的基本内涵也即合同成立的核心要件的认识还是比较一致的，即合同是当事人的合意即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当事人依法达成的、具有法律拘束力的意思表示一致的协议。根据合同法的一般理论，合同成立的一般要件主要有如下三点：第一，当事人有订约能力，这通常涉及到当事人的民事行为能力、代理授权或对合同标的的合法处分权等事项；第二，当事人达成合意，即当事人通过对要约的承诺，或其他能充分表明其合意的行为诸如拍卖、投标等事项而达成意思表示一致；第三，合同的内容与形式合法，不违背社会公益。如果合同成立要件未能得到或未能全部得到满足，则意味着合同的成立过程存在瑕疵。由此导致合同的履行缺乏正当基础，最初订约时当事人所合理期待的合同目的也就无法实现或无法全部实现。但考虑到当事人的订约能力、合同内容或行使的合法性以及社会公益这些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及不同的国内法对此类问题的处理方式迥然不同的现实情况，在此本文的论述将只涉及到合同成立过程中存在的“合意瑕疵”的救济问题。
而就国际商事合同的调整规则而言，目前国际上一个最为重要的法律文件就是1994年国际统一司法协会通过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UNIDROIT Principles for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ntracts,1994.以下简称《守则》）[1]。该法律文件对国际商事合同的实践影响深远，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示范合同的作用，为各国商人所广泛采用以作为其合同条款的补充或解释依据。虽然《通则》基本上属于商人法（lex merctoria）的范畴，而不是一个国际性公约，不具有强制性，完全由合同当事人自愿选择适用。但是，由于它尽可能的兼容了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法律体系的一些通用的法律原则，同时还总结和吸收了国际商事合同中所广泛适用的惯例和规则，并在本质上充分灵活的考虑到由于国际技术和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不断变化的情势对国际商务实践所产生的影响，因而对于指导和规范国际商事合同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因此，本文的论述将以《通则》的规定为主要依据，同时参考和我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
所谓合意瑕疵（Defective Meeting of the Minds），即指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不真实，存在诸如重大误解、欺诈、胁迫、重大失衡等情形。依据《通则》的有关规定，针对合意瑕疵的救济措施主要有宣告合同无效和损害赔偿两种。鉴于篇幅所限本文拟仅对宣告合同无效加以阐述。
在此必须首先明确“宣告合同无效”（Avoidance of the Contract）一词的确切涵义。《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1980）》（UN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Sales of Goods,1980）中也有“宣告合同无效”这一表述，但《公约》是将之作为一种合同履行中的违约救济方式，与《通则》中作为违约救济方式之一的“终止合同”（Termination of the Contract）这一术语,以及我国《合同法》中的“解除合同”一词属于同一范畴。而《通则》则是将该表述作为针对合同成立过程中存在的合意瑕疵的救济方式之一，其行使需要当事人的主张，这与《合同法》中的“撤销合同”一词属同一范畴。另外，我国《合同法》中的“无效合同”一词则是指由于合同的内容或目的不合法或有违社会公益或国家利益而当然无效，无需当事人的主张，有关机关在处理此类合同时可以在其职权范围内依法直接“宣告”其为“无效合同”。而本文的“宣告合同无效”则是指当事人的一种救济权利，必须通过向法院或仲裁机关主张来行使。
依据《通则》的规定，当事人可以宣告合同无效的情形主要有如下几种：
第一，错误（Mistake）。一方当事人可因错误而宣告合同无效。所谓错误，依据《通则》第3.4条的规定，是指在合同订立时对已经存在的事实或法律所作的不正确的假设（erroneous assumption）。根据第3.4条的注释规定，错误可分为事实错误（mistake of fact）和法律错误（mistake of law）两种。但并非所有的错误都能导致宣告合同无效，依据《通则》第3.5条第（1）款的规定，只有此错误在订立合同时如此之重大，以至于一个通情达理的人（a reasonable person）处在与犯错误方的相同情况下，如果知道事实真相，就会按实质不同的条款（on materially different terms）订立合同，或根本不会订立合同。
依据《通则》第3.4条、第3.5条（1）款的规定，当事人若想基于“错误”而宣告合同无效，必须满足如下要件。首先，时间要件，此错误必须是在合同订立时业已存在的。强调这一时间因素，是为了把对错误所适用的规则及其特殊救济方法与对不履行所适用的规则及其救济方法区别开来。其次，程度要件，只有在此错误达到如此重大（of such importance）时，才能宣告合同无效。至于何谓“如此重大”，则要依据在订立合同时处在与错误方的相同情况下的一个通情达理的人（a reasonable person in the same situation）,在知道事实真相时所可能做出的行为来判断。如果该人因此将根本不会订立合同，或将按实质不同的条款订立合同，就可以认为此时的错误达到了据以宣告合同无效的程度。最后，对方要件，只有当另一方当事人（非错误方）满足如下四种条件之一时，错误方才能宣告合同无效：a、双方当事人犯了相同的错误；或b、该错误是由另一方当事人引起的，此错误可以是由另一方当事人明示或默示或通过行为所传达的意思表示所造成的；（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此错误是由该另一方当事人故意造成，则将适用下文有关欺诈的规定）或c、对于此错误的存在，另一方当事人已经知道或理应知道（所谓“理应知道”，是指处于与该当事人相同情况下的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也能知道的情况），但却有悖于公平交易的合理商业标准（reasonable commercial standards of fair dealing）,致使错误方一直处于错误状态中。由该规定可以看出，援引该规定的当事人除了必须证明另一方当事人知道或理应知道此错误外，还必须证明另一方当事人没有告知其所知的错误是违背了，也即错误方必须证明依据公平交易的合理商业标准另一方当事人就此错误负有告知的义务；或d、另一方当事人在错误方宣告合同无效时尚未依其对合同的信赖行事（act in reliance of the contract）。
对于基于错误而宣告合同无效，有两点需要特别注意。首先，需要与自始不能（initial impossible）的情形区分开来。如果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对合同标的的状态不了解，而错误地相信实际上已经消灭的标的物仍然存在。则此时已经不属于错误的范畴，而应适用有关“自始不能”的规定。而依据《通则》第3.3条的规定，仅有合同订立时不可能履行所承担之义务的事实本身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该规定将对合同效力的质疑转移到将来货物交付之时。在合同订立时即使与之相关的财产已经灭失，合同仍然有效，当事人不能依据“错误”宣告合同无效。合同订立时的自始履行不能与合同订立后发生的履行不能的效果一样，当事人的有关权利与责任将依据不履行的有关规定处理。其次，关于表述或传达中的错误的归属。依据《通则》第3.6条规定，在表述或传达一项声明种发生的错误，应视为做出声明一方的错误。据此，如果此错误满足了第3.5条（1）款的规定，则做出声明的一方可以主张合同无效。需要注意的是，此错误必须是发生在表述或传递过程中的。如果信息已经到达接受方，而接受方由于主客观原因而误解了其内容，则该错误不属本条规定的范畴。如果此时符合第3.5条（1）款的规定，则接受方而非声明方可以援引其规定宣告合同无效。
第二，欺诈（Fraud）。如果一方当事人基于对方当事人欺诈性的陈述而订立合同，则该方当事人可以宣告合同无效。所谓欺诈性的陈述（fraudulent representation），依据《通则》第3.8条的规定，包括欺诈性的语言、做法，或另一方当事人对依据公平交易的合理商业标准本应予以披露的情况欺诈性地未予披露（fraudulent non-disclosure）。无论是明示或默示的虚假陈述，还是对事实真相的不披露，与错误明显不同的是欺诈行为本身的性质和目的。欺诈行为是行为人意欲诱导对方犯错误，并因此从对方的错误中获益的行为。因而欺诈人具有主观恶意，其性质是相当严重的，所以欺诈行为本身足以构成受欺诈方宣告合同无效的条件，而无需如同错误那样还要附加其他条件。
第三，胁迫（Threat）。如果一方当事人是因为另一方当事人的不正当之胁迫，而订立合同，则他可以宣告合同无效。所谓不正当之胁迫（unjustified threat），依据《通则》第3.9条的规定，是指考虑到各种情况，该胁迫如此急迫、严重（so imminent and serious）到足以使该方当事人没有合理选择（reasonable alternative）。尤其是当使一方当事人受到胁迫的行为或不行为（the act or omission）本身为非法，或者以其作为手段来获取合同的订立属非法时，均为不正当之胁迫。由以上规定可以看出，能导致宣告合同无效的胁迫必须是急迫而严重的，尤其是当该胁迫本身的性质或通过该胁迫所欲达到的目的为非法时。至于胁迫之急迫性和严重性的判断，可以是对人身或财产以及声誉或单纯的经济利益的影响，只要综合考虑各种情况后此种胁迫致使受胁迫人没有其他合理选择，即可被认为达到了足以宣告合同无效的标准。
第四，重大失衡（Gross Disparity）。如果在订立合同时，合同或其个别条款不合理地（unjustifiably）对另一方当事人过分有利，也即存在重大失衡的情形时，则处于不利的一方当事人可以宣告该合同或该个别条款无效。需要注意的是，本条所强调的是在合同订立时存在重大失衡。如果重大失衡在合同订立时并不存在而是合同订立后才出现的情况，则不属于本条的范畴。此种情况可以适用有关艰难情形的处理（《守则》第6.2条）的规定。而所谓重大失衡，依据《守则》第3.10条的规定，除其他因素外，尚需要考虑下列情况：a、该另一方当事人不公平的利用了对方当事人的依赖、经济困难或紧急需要（dependence, economic distress or urgent needs），或者不公平的利用了对方当事人的缺乏远见、无知、无经验或缺乏谈判技巧（improvidence, ignorance, inexperience or lack of bargaining skill）的事实；以及b、合同的性质和目的。根据该条注释的规定，所谓“过分的利益”（excessive advantage），是指此种利益的获得不仅扰乱了履行与对应履行之间的平衡，而且破坏了正常人所具有的道德标准，因而此种利益的获得是不正当的。当然，有权宣告合同无效的一方当事人对于重大失衡的合同，也可以请求法庭（依据《通则》第1.10条规定，在《通则》的规定中，“法庭”一词包括仲裁庭）修改该合同或该条款，以使其符合公平交易的合理商业标准。《通则》有关重大失衡的规定与我国《合同法》中有关“显失公平”的规定相类似。依据《合同法》第54条的规定，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该合同。
最后，如果导致宣告合同无效的事由是因第三人的介入而形成，依据《通则》第3.11条规定，则应分别如下情形对待：首先，对于一方当事人的错误，如果该错误应归咎于（imputable to）第三人或者为该第三人知道或理应知道，则只有当该第三人的行为应由另一方当事人负责时，方可依据将该行为视为另一方当事人本身所做的行为或所知悉的情况时的相同条件，而宣告合同无效；其次，对于欺诈、胁迫或重大失衡，如果应归咎于第三人，则当该第三人的行为应由另一方当事人负责时，或者虽不由其负责但为该另一方当事人知道或理应知道时，或者在宣告合同无效时该另一方当事人尚未依照其对该合同的信赖而行事时，该合同可被宣告为无效。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归纳出，宣告合同无效，作为针对“合意瑕疵”的一种最主要的救济方式，该项权利的正当行使应满足如下条件：首先，行使依据：必须存在诸如重大误解、欺诈、胁迫、重大失衡等事由。而且该类事由的存在还需要满足如下条件：a、另一方当事人对该事由的存在具有可归责性：该事由的存在是由其造成；或者其知道或理应知道该事由的存在，却未依公平交易的合理商业标准行事；或者当该事由的存在可归咎于第三人时，而该另一方当事人应对此第三人的行为负责或者知道或理应知道此第三人的行为。或者b、该另一方当事人虽然对此事由的存在不具有可归责性，但却尚未依照其对该合同的信赖行事。其次，行使方式：依据《通则》第3.14条的规定，有权行使宣告合同无效的一方当事人，应该通过向另一方当事人发出通知行使此项权利。而且，依据《通则》第1.9条的规定，只有当此项通知送达（依据《通则》第1.9条第3款规定，通知于口头传达给被通知人或递送到被通知人的营业地或通讯地址时，为“送达”被通知人）另一方当事人时，宣告合同无效的通知才生效。最后，行使期限：依据《通则》第3.15条的规定，宣告合同无效的通知应在合理的时间内作出。对于一般的宣告合同无效，应在权利人知道或不可能不知道有关事实或者在其可自由行事（acting freely）时（主要针对“胁迫”存在时的情形）起的合理时间内做出；对于因“重大失衡”而导致的宣告合同中的个别条款无效，则此合理时间的起算应自该条款被另一方当事人主张（asserted）时开始。
值得欲宣告合同无效的当事人注意的是，某些特殊情形的存在或者其本人或对方当事人的某些特定行为可能导致其无权宣告合同无效或其宣告将丧失效力。首先，对于一方当事人的错误，如果此错误的存在是由于该当事人的重大疏忽（grossly negligent）所致；或者当此错误属于事实而非法律错误时，而该事实错误发生的风险（the risk of mistake）已被错误方意识到，或考虑到相关情况，该错误发生的风险应该由错误方承担，则该当事人无权宣告合同无效。[2]其次，如果一方当事人所依赖的情况表明，对不履行（依据《通则》第7.1.1条规定，不履行（non-performance）系指一方当事人未能履行其在合同项下的任何义务，包括瑕疵履行或延迟履行）可以或本来可以提供救济，则其无权宣告合同无效。[3]这说明当因错误而宣告合同无效这种救济方式如果与不履行的救济方式发生冲突时，对不履行的救济方式具有优先性。这也是“与其使之无效，不如使之有效”这一原则的体现。再次，有权宣告合同无效的一方当事人，如果在其发出宣告合同无效通知的期间开始后，又明示的或默示的确认合同，则他不得再宣告合同无效。[4]最后，如果存在以下两种情形，则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即行丧失，任何以前宣告合同无效的通知均丧失效力：一种情况是，如果一方当事人有权因错误宣告合同无效，而另一方当事人声明他将愿意按照或已经按照有权宣告合同无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的理解履行合同，则该合同应视为按照该方的理解已经订立。条件是该另一方当事人在收到有权宣告合同无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的理解方式的通知后，而且在该方当事人依据其宣告合同无效的通知行事之前，必须立即做出此种声明或进行此种履行。[5]另一种情况是，如果一方当事人有权因重大失衡宣告合同或其个别条款无效，则收到该宣告通知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请求法庭修改该合同或该个别条款，条件是该另一方当事人在收到此项通知后，并在对方当事人依赖其通知行事之前，立即将其请求通知对方当事人。[6]
对于宣告合同无效的效力，依据《通则》的规定，宣告合同无效具有追溯力。不过，如果宣告合同无效的理由仅影响合同的个别条款，则宣告合同无效的效力仅限于这些条款，除非考虑到各种情况，维持合同的其余部分是不合理的。《通则》有关宣告合同无效的效力的规定，是与我国合同法中有关可撤销合同、无效合同效力的规定相一致的。《合同法》第56条规定：“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的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对于宣告合同无效的此种追溯力的具体表现就是“恢复原状”，即宣告合同无效后，任何一方当事人可以要求返还其依据已被宣告无效的合同或部分合同所提供的一切，只要该方当事人也同时返还其依据已被宣告无效的合同或部分合同所得到的一切；或者，如虽不能返还实物，但对其所得之物给予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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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成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法硕士研究生；
POST: 100872 中国人民大学9-01硕士1班
E-mail: Genes@26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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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引用法律文本出另有特别标注外，均来源于http://www.unidroit.org/english/principles/pr-main.htm；并参考：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条约法律司编译，《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中英文对照），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2] 《通则》第3.5条（2）款。
[3] 《通则》第3.7条。
[4] 《通则》第3.12条。
[5] 《通则》第3.13条第1款。
[6] 《通则》第3.10条第3款。
云南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
云南省人民政府
云南省人民政府令第114号
《云南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已经２００２年８月２８日省人民政府第７０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１日起施行。
省长 徐荣凯
2002年10月21日
云南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
第一条 为了保障城市贫困居民的基本生活，根据国务院《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实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必须遵守《条例》和本办法。
第三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遵循保障城市居民基本生活的原则，坚持国家保障与社会帮扶相结合、鼓励劳动自救的方针，实现将所有符合条件的城市贫困居民都纳入保障范围的目标。
第四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行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制。县级以上民政部门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管理工作。
县级民政部门以及街道办事处和镇人民政府负责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具体管理审批工作。
管理审批机关可以委托居民委员会或者企业工会负责本辖区或者本企业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日常管理工作。
财政、统计、计划、审计、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
第五条 持有本省非农业户口的城市居民，凡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按家庭收入计算，人均月收入低于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均有从当地人民政府获得基本生活物质帮助的权利。
第六条 本办法所称家庭成员，是指户主和与其共同生活的下列人员：
(一)配偶、子女(包括从本地到外地就读的子女)、父母；
(二)具有法定的赡养、抚养、扶养关系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
(三)县级以上民政部门依法认定的其他人员。
第七条 本办法所称家庭收入，是指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的全部货币收入和实物收入的总和。包括以下部分：
(一)工资、奖金、津贴、补贴和其他各类劳动收入；
(二)离退休金、养老金、救济金、保险金；
(三)赡养费、抚养费和扶养费；
(四)继承、赠与收入；
(五)出租、转让财产收入；
(六)偶然所得收入；
(七)省民政部门规定的其他家庭收入。
第八条 下列收入不计入城市居民申请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家庭收入：
(一)优抚对象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的抚恤金、补助金；
(二)在职人员按规定由所在单位代缴的住房公积金及各项社会统筹保险费；
(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给予的一次性奖励；
(四)独生子女保健费；
(五)丧葬费。
第九条 城市居民申请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其家庭收入按提出申请之月前连续３个月的家庭月人均收入计算。
第十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按照当地维持城市居民基本生活所必需的衣、食、住费用，并适当考虑水电燃煤(燃气)费用、未成年人的义务教育费用以及考虑当地下列因素确定：
(一)城市居民实际生活水平；
(二)物价指数；
(三)经济发展水平；
(四)其他各项社会保障标准。
第十一条 市辖区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市民政部门会同财政、统计、计划等部门制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并公布执行。
县(市)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县(市)民政部门会同财政、统计、计划等部门制定，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州、市人民政府、地区行政公署备案后，再由县（市）人民政府公布执行。
第十二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应当适时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逐步提高。需要提高时，应当依照前两条的规定进行核定。
第十三条 申请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由户主向户籍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或者其委托的居民委员会、企业工会提出书面申请，并出具户籍、收入状况等证明材料，填写《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审批表》。
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及其委托的居民委员会、企业工会应当对申请人所出具的证明材料和填写的审批表进行审核，自收到申请人提出的申请之日起２０日内提出初审意见，并由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将有关材料和初审意见报县级民政部门审批。
县级民政部门、街道办事处和镇人民政府及其委托的居民委员会、企业工会可以通过入户调查、邻里访问以及信函索证等方式对申请人的家庭经济状况和实际生活水平进行调查核实。申请人及有关单位、组织或者个人应当接受调查，如实提供有关情况。
第十四条 县级民政部门应当自收到初审意见之日起１０日内对报送其审批的有关材料和初审意见进行审查，并依照《条例》第八条的规定，作出批准其全额享受、差额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
对经批准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城市居民（以下简称低保对象），应当按户发给《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并以户为单位在低保对象所在单位或者居住地张榜公布，接受群众监督。
不予批准的，应当将不予批准的决定和理由以及不服该决定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书面通知申请人。
第十五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从县级民政部门批准的当月起计发，由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或者受其委托的居民委员会、企业工会按月发放，凭《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领取。对行动不便和年老多病的，应当委派专人负责按月送达。
第十六条 低保对象因户籍变动的，应当在户籍迁入地重新申请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第十七条 低保对象的家庭成员、家庭收入状况发生变化的，应当在当月内向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或者其委托的居民委员会、企业工会报告，并办理下月起停发、减发或者增发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的手续。
停发保障金的，应当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交回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由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交回县级民政部门核销；减发或者增发保障金的，应当重新填写审批表，进行再次审核。
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及其委托的居民委员会、企业工会应当对领取保障金的城市居民的家庭收入情况定期进行核查，一般每３个月核查１次。
第十八条 已失业或者尚未就业的低保对象属法定就业年龄且有劳动能力的，在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期间，应当参加其所在居民委员会组织的公益性社区服务劳动，并主动就业或者接受有关部门介绍就业。
依照前款规定主动就业或者接受有关部门介绍就业的低保对象，自就业之日起３个月内因就业所增加的收入，不计入家庭收入。
第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对低保对象在住房、水电、燃煤(燃气)、就业、从事个体经营等方面给予扶持，并针对低保对象制定必要的扶持和优惠政策。
工商、税务部门在工商登记、管理和税收方面应当对从事个体经营、自谋职业的低保对象给予照顾和优惠。
低保对象新办信息业、咨询业、技术服务业个体经营的，自开业之日起，其经营所得免征个人所得税两年；新办从事社区居民服务个体经营的，自开业之日起，其经营所得免征个人所得税１年；利用自有住房从事科技、信息、文化、修理等服务行业个体经营的，自从业之日起５年内免收土地有偿使用费。
第二十条 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对就学的低保对象减免学杂费及有关费用。
低保对象到定点医院或者其他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就医时，医疗机构应当凭保障金领取证免收其普通挂号费和适当减免住院及门诊床位费。
低保对象到营利性医疗机构就医时，医疗机构可以参照前款规定，对其适当减免医疗费用。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所需资金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并纳入社会救济专项资金支出项目。
上级人民政府在安排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时，应当根据财力，对确有困难的下一级人民政府给予适当补助。
第二十二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的来源：
(一)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预算安排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
(二)上级财政的补助；
(三)社会组织和个人提供的捐赠、资助；
(四)保障资金利息收入；
(五)其他来源。
第二十三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实行专户管理。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补助资金纳入财政在国库开设的财政社会保障补助资金专户管理。县级财政部门应当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补助资金纳入在国有商业银行开设的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管理。县级民政部门应当在国有商业银行开设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支出专户。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必须专款专用，年终结余转下一年度继续使用，任何部门、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截留、挤占和挪用。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民政部门应当按照编制预算的规定和要求，在每年年底前根据实际需要提出下一年度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及工作经费的用款计划，经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后，列入财政预算。
县级以上民政部门应当按照规定向同级财政部门报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会计报表和年度决算报表。
第二十五条 县级民政部门应当于每月２５日前向同级财政部门报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使用情况统计表》和《经费用款计划表》，财政部门经审核同意后，应当在次月１０日前将资金从财政专户拨入民政部门开设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支出专户。
民政部门应当按月拨付和发放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
第二十六条 财政、审计等部门依法监督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民政部门应当按月统计低保对象的人数、家庭数以及保障金的发放数量等情况，报上一级民政部门汇总并报同级统计部门备案。
第二十八条 从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管理审批工作的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所在单位、部门或者上级机关依照《条例》第十三条规定给予批评教育，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城市居民不予签署同意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意见的，或者对不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居民故意签署同意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意见的；
(二)贪污、挪用、扣压、拖欠、截留、挤占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的；
(三)擅自改变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发放数额的；
(四)有其他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行为的。
第二十九条 低保对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民政部门依照《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给予批评教育或者警告，追回其冒领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情节恶劣的，处冒领金额１倍以上３倍以下的罚款：
（一）采取虚报、隐瞒、伪造等手段，骗取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二）在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期间家庭收入情况好转，不按规定告知管理审批机关，继续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前款所称情节恶劣的，是指下列情形：
（一）冒领金额超过２０００元的；
（二）冒领时间超过６个月的；
（三）有其他恶劣情节的。
第三十条 城市居民对县级民政部门作出的下列决定之一不服的，可以依照《条例》第十五条规定和行政复议法的有关规定，向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民政部门申请行政复议；对复议决定仍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一）不批准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决定；
（二）减发、停发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决定；
（三）依照本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第三十一条 低保对象除按照本办法享受保障待遇和扶持、优惠措施外，还可以按照国家和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规定，享受其他扶持、优惠政策。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１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