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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人民政府


广东省电力建设若干规定


第　103　号

　　《广东省电力建设若干规定》已经2005年12月19日广东省人民政府第十届83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6年3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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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年一月五日 　






广东省电力建设若干规定

　　第一条　为保障和促进我省电力建设的顺利进行，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等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电力规划与建设，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电力发展规划应当根据本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制订，并纳入本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电力发展规划应当贯彻节约用地和环保原则，符合国家及电力行业标准和技术规程、规范，并与本省电力负荷的增长幅度相适应。
　　第四条　电力设施的新建、扩建、改建等建设项目(以下简称电力建设项目)应当符合本省电力发展规划； 电力建设项目使用土地应当符合本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应当按照本省电力发展规划，统筹安排电力建设用地。
　　任何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得随意占用符合电力发展规划的电力建设项目使用的土地，不得随意改变其使用性质。
　　第五条　纳入相关规划和计划的电力建设项目，电力建设企业、电力生产企业或者电网经营企业等(以下简称电力企业)在项目建设施工前一年，应当将电力建设项目使用土地和架空线路方案征求相关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的意见，同时将该项目使用土地和架空线路方案抄送相关县(市、区)人民政府。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应当在收到征求意见之日起30日内书面回复。
　　电力企业应当依照基本建设程序办理电力建设项目的报批手续。国土、规划、林业等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法定期限内办理许可手续。
　　第六条　电力建设项目需要使用土地的，依照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
　　第七条　电力建设项目征地拆迁补偿，按照《广东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征地拆迁补偿实施办法》确定的区域和标准执行。
　　第八条　征地拆迁工作由市、县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实施。
　　对征地中权属有争议的土地，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在6个月内调处争议，确定权属；跨行政区域的，由上一级人民政府调处确定，将征地拆迁补偿款支付给权属单位或者个人。
　　对征地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组织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准征用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
　　第九条　架空电力线路的杆、塔基础占用土地的面积，按照以下规定计算：
　　(一)塔以其基础外露部分外侧向外延伸1米所形成的四边形计算；
　　(二)拉线杆、塔的主坑和拉线坑，按每坑2—3平方米计算；
　　(三)用以保护杆、塔基础的围堰或者挡土墙，以其实际占用面积计算。
　　第十条　架空电力线路的杆、塔基础用地，在初步设计审批后， 由设计单位按照地级以上市行政区划对沿线的杆、塔基础用地红线图及其占地面积登记造册，由电力企业向沿线所在地地级以上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备案，不办理土地使用权证。需要拆迁补偿的，按本规定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规定执行。
　　架空电力线路的杆、塔基础使用林地的，由电力企业依法向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申办使用林地审核手续和林木采伐审批手续。
　　第十一条　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不实行征地，不办理土地使用权证。
　　因架空电力线路建设及安全运行需要，电力企业需要在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内砍伐原有的种植物或者清拆合法的建筑物(构筑物)的，按本规定的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　新建架空电力线路距离地面较低，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需要砍伐林木的，应当依法缴纳林木补偿费、林地补偿费和森林植被恢复费等费用；架空电力线路距离地面较高，不需要砍伐林木的，不缴纳林木补偿费、林地补偿费和森林植被恢复费等费用。
　　在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等电力设施保护区内，任何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再种植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树木、竹子等高杆植物。新种植或者自然生长的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树木、竹子等高杆植物，电力企业有权进行砍伐，并不予支付任何费用。
　　第十三条　在水力发电厂水库最低运行水位以上至库岸第一分水岭脊之间的区域，属于水力发电厂使用的水库保护区。
　　在前款规定的水库保护区内，建设道路、桥梁、码头、渡口、取水口、排污口、管道、缆线等工程项目，需要跨库、穿库、临库、穿堤的，应当在申办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前征求电力企业意见，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办理报批手续。
　　第十四条　调整电力建设规划和电力建设项目使用的土地，应当征求电力企业意见，依法报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实施。给电力企业造成损失的，建设单位应当依法给予补偿或者赔偿。
　　第十五条　电力建设项目与市政、绿化、公路、铁路、航道、桥梁以及其他设施的建设发生相互妨碍时，应当按照规划在先的原则协商解决。造成损失的，按已发生的直接损失补偿；涉及拆迁、复建的费用，由双方协商解决；对不需拆迁、复建的，应当采取防护措施后，方可进行建设。
　　工程建设妨碍电力设施时，应当事先与电力企业协商，有关拆迁、复建、采取防护措施等费用由工程产权单位承担。
　　第十六条　城市负荷中心区电力建设，需要使用管道(管廊)的，该管道(管廊)由市政建设管理部门统筹建设。
　　第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对非法占用电力建设项目用地的行为，应当依法查处。
　　任何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本规定，未经批准或者未采取防护措施进行建设或者其他作业，危及电力建设和电力设施安全的，由电力管理部门依法责令停止建设或者作业、恢复原状、赔偿损失，依法予以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八条　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可根据本规定，制定电力建设征地拆迁补偿实施细则。
　　第十九条　本规定自2006年3月1日起施行。


　　刑事和解制度纳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它是一种司法理念的改革创新，刑事和解制度在节约司法成本、实现社会秩序的修复、兼顾犯罪人、被害人和公共利益方面具有极大的优势，然而刑事和解制度如果没有有效的制度约束，则将隐含着制度性的风险。
　（一）刑事和解制度可能成为富裕之人逃避法律追究的避风港，从而挑战“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精神
　　刑事和解制度理论上的价值目标是感化加害者，促进和谐构建，实现此目标的一个重要载体是损害赔偿。能否赔偿被害人的损失，很大程度上将成为被害人能否同意和解的关键。然而实践中，和解的成功与否受制于加害者的经济赔偿能力，使得该制度带有“以钱买刑”的倾向，从而可能成为富裕之人逃避法律追究的避风港。拥有财富的人伤害他人，可能因为能够较充分地赔偿被害人，而得到被害人一定程度的谅解，从而顺利和解而避免刑罚处罚；另一方面，穷困之人伤害他人，因为没钱，可能无法赔偿被害人的损失，而不能使被害人得到金钱上的补偿和抚慰，导致无法和解，只能依法接受应得的处罚。很显然刑事和解的实际运作结果在加害人之间造成了不平等，相似的刑事案件，加害人是否与被害人达成刑事和解，其所受的法律制裁是不同的，这样会导致定罪的不均衡，使国民形成不公平感。因此，如果刑事和解制度没有有效的制度约束，这种和解将会挑战“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精神。尤其在当前存在一定贫富差距的背景下，问题将更为突出。应通过各种途径包括法律制度的合理设计来实现刑事和解的实质平等，否则刑事和解很容易被认为是倾向于富人的一种制度—花钱买刑制度。
（二）刑事和解有可能成为滋生司法腐败的新窗口
　　在目前的司法制度与律师制度框架下，司法的不公平适用、程序约束司法官员的乏力、控辩双方对抗能力的严重失衡、法律援助制度的不完善，尤其是干预司法现象严重的情况下，刑事和解可能成为法律外力量染指司法的有力途径以及案件当事人与司法官员进行不正当利益交换的便捷利器，也有可能成为滋生司法腐败的新窗口。如果正义能够为金钱所购买，那么这种正义就是一种非正义。虽然刑事和解表面上能使当事人双方达到妥协，司法实践也有一定效果，但其负面效应也不容忽视。如前所述，有能力以金钱“消化”罪行的加害人毕竟只是一部分人，并非每个加害人都能承受，更何况，以金钱疏通关节进而曲解法律、颠覆正义，已成为司法腐败的常见轨迹，大批缺乏金钱能力的人们，也因此会对司法公正产生怀疑，甚至演变为对司法制度的敌视。因此，在现阶段我国的司法腐败问题为全社会诟病的情况下，刑事和解制度如不能做到规范适用，该制度恐怕会成为司法不公的新“增长点”。
　 （三）刑事和解方式单一，对赔偿结果过分倚重，导致程序出现异化的倾向。
　　从目前的司法实践看，刑事和解的方式通常仅仅是一次性经济赔偿，而由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许多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人都急需得到赔偿，尤其是导致重伤害的案件中，对于被害人而言，金钱的赔偿是较为重要的。在当下国家补偿制度没有建立的情况下，犯罪人的赔偿成为刑事和解能否顺利开展的重要因素，甚至有一些被害人因没有得到犯罪人的赔偿而引发悲剧。
　　以经济赔偿为主要手段的刑事和解确实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有一定的积极效果。刑事和解程序的开展以加害人和被加害人双方的有效沟通和达成赔偿协议为核心环节，被害人可以讲述自己因犯罪行为导致的各种物质和精神伤害，加害人也可以陈述自己的犯罪行为，双方进而可以更加具体、全面地认识到犯罪相关的各种事实，最终加害人对被害人的真诚道歉和积极赔偿能更及时、有效地解决目前主流刑事司法程序所无法解决的“执行难”问题，一方面能使被害人获得经济赔偿，另一方面可以使加害人获得非罪化、非刑罚化或者轻缓化的犯罪处理结果。但是，从目前刑事和解的实践现状来看，尤其是由于我国对犯罪嫌疑人较少采用非羁押措施，难以实现加害人和受害人之间的当面协商，因此实际上通过只能由加害人的家属代替加害人参与和解，当事人往往过分纠缠于赔偿的数额。对赔偿问题的过分重视使得刑事和解程序从理论设计上的“悔罪-赔偿-谅解-从宽”的多重程序，在司法实践中逐渐演变为“赔偿-从宽（免责、减责）”的单一程序。同时，过于注重赔偿结果，而不考虑加害人的悔罪表现，也使得刑事和解制度的最终处理结果背离了罪行均衡的刑法规定、抛弃了关于罪行均衡的基本理论，其突出表现于人民检察院将犯罪后是否赔偿作为提起公诉的决定性标准，人民法院将犯罪后是否赔偿作为裁量刑法的重要依据。这种做法，与刑事和解的主旨是相违背的，几乎没有考虑到加害人在犯罪后是否真诚地悔过，如何在刑事和解之后帮助、督促犯罪人认真悔过、重新回归社会。
　（四）目前的刑事和解制度过度抬高了被害人的地位，忽视了对公共利益的保护。
　　刑事和解制度强调被害人在犯罪与预防犯罪的过程中，不只是一个被动的客体，而是一个积极的主体。不能只强调罪犯的人权。在刑事和解程序中，被害人作为重要参与者，其利益被长期忽视的局面得以改观，并逐渐得到人们的重视，然而在我国目前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却存在着一种错误倾向，即过于注重被害人的地位和利益保护，忽视了公共利益、被刑事追究者利益与被害人利益三者之间的平衡；尤其是在过度提高被害人地位的同时，忽视了对公共利益的保护。
　　刑事和解不仅应关注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恢复，也应关注罪犯悔罪、改过的情况。作为刑事司法的一部分，刑事和解制度不可能完全舍弃刑事司法机制的这一基本功能。刑事和解制度不仅要努力恢复被害人与加害人之间的合作关系，而且也要努力使得加害人建立起对社会不特定人的互惠关系。虽然从表面上看，刑事和解不同于通常的刑事司法制度之外在于刑事和解在刑事司法机制的框架内着重强调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与关系恢复。但就其实质而言，该制度非仅仅是恢复被害人与加害人之间的合作关系，更不是简单的以被害人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