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儿童预防接种管理条例（修正）
福建省人大常委会
福建省儿童预防接种管理条例（修正）
福建省人大常委会
（1995年6月1日福建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1995年7月1日起施行 根据1997年10月25日福建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的《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地方性法规修订的决定》进行修
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预防接种管理工作，预防、控制和消除传染病的发生与流行，保障儿童身体健康，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实行儿童计划免疫制度。居住本省境内的适龄儿童，应按规定接受预防接种。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加强儿童计划免疫工作的领导，制定计划免疫规划，把计划免疫工作列入政府工作的议事日程。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托儿所、幼儿园、小学校应做好儿童计划免疫的宣传动员和预防接种的组织工作。
第四条 每年4月25日为全省儿童预防接种活动日。
第二章 组织管理
第五条 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是本辖区预防接种的主管部门，负责管理和监督本辖区的预防接种工作。
第六条 教育、文化、新闻、财政、电力、公安、交通等部门以及妇联，应按照各自的职责，配合卫生行政部门做好计划免疫工作。
第七条 各级卫生防疫机构在同级卫生行政部门的领导下，负责本辖区内的下列计划免疫工作：
（一）业务指导、监督检查、人员培训；
（二）接种实施、免疫效果评价、宣传教育；
（三）有关生物制品的计划、订购、供应和销售及冷链管理。
第八条 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和城乡个体行医、社会办医人员，应依法承担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指定责任区内的计划免疫工作。不承担免疫工作的，应向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后应缴纳预防接种代理费用。
预防接种代理费用的缴纳管理办法由省卫生行政部门制定后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九条 用于预防传染病的菌苗、疫苗等生物制品，由省卫生防疫机构统一向国家生物制品生产管理机构订购，并逐级供应下级卫生防疫机构，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生物制品必须在卫生防疫机构监督指导下使用。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加强生物制品的管理，保证使用安全有效。
第十条 本省实行儿童预防接种证制度。
托儿所、幼儿园和小学校在办理入托、入园和入学手续时，须查验《预防接种证》，未按规定进行预防接种的，应责成家长或监护人予以补种后方可入托入学。
第十一条 铁路、民航、部队等防疫机构的预防接种工作应接受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及卫生防疫机构的业务指导。
第三章 预防接种
第十二条 儿童家长或监护人、托儿所、幼儿园和小学校，应密切配合医务人员，保证按规定时间为适龄儿童进行预防接种。
第十三条 市区、县城和乡（镇）应设立预防接种门诊或接种点，实行定期接种。农村地区应创造条件逐步实现集中乡（镇）卫生院设点定期接种。
第十四条 预防接种单位应做好暂住户口儿童的接种工作。无常住户口的儿童应到居住地的预防接种单位接受免疫服务。
第十五条 从事预防接种的工作人员，均需经过培训，取得合格证书后，方可从事预防接种工作。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应设立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鉴定诊断小组，负责本辖区内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和差错的诊断，并出具诊断证明。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出具证明。确属接种异常反应或差错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造成接种责任事故的直接责任人应当承当相应责任。
第十七条 各级各类医疗保健机构及其预防接种人员对发生的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或差错，应采取措施立即进行调查并及时报告卫生防疫机构及卫生行政部门。
第四章 经 费
第十八条 预防接种所用菌苗、疫苗经费按照下列规定解决：
（一）卡介苗、脊髓灰质炎疫苗、百白破混合制剂、麻疹疫苗、乙型脑炎疫苗、流脑多糖菌苗等菌苗、疫苗的基础免疫和加强免疫的经费，在省财政卫生事业费中列支；
（二）乙型肝炎、甲型肝炎等菌苗、疫苗的经费由受益者负担；
（三）应急免疫所需菌苗、疫苗经费，由县（市、区）财政在卫生事业费中列支。
第十九条 各级财政应根据需要安排计划免疫经费，以及冷链运转、维修和设备配套经费，并列入同级财政预算。
第二十条 本省推行儿童计划免疫保偿制度，保偿实行自愿原则。保偿经费专款专用，加强管理。
第二十一条 鼓励社会各界对计划免疫捐资捐助。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二条 儿童家长或监护人拒绝为儿童进行预防接种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责令其补种，并可处以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
托儿所、幼儿园、小学校不查验《预防接种证》，接收未接种儿童入托、入学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由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者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者可处以5000元以下罚款，并由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造成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完成儿童计划免疫任务或未按计划免疫程序给儿童进行预防接种的；
（二）在儿童计划免疫工作中弄虚作假，造成传染病发生的；
（三）不承担儿童计划免疫工作并且拒不缴纳预防接种代理费用的；
（四）由于失职造成菌苗、疫苗浪费的；
（五）造成预防接种差错的。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没收其非法所得，并处以相当出售金额3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非法出售儿童计划免疫所用菌苗、疫苗，制造、使用或贩卖假菌苗、疫苗的；
（二）出售或使用过期及失效的儿童计划免疫所用菌苗、疫苗的；
（三）以营利为目的，注射菌苗、疫苗短少或者注射不必注射的菌苗、疫苗的。
第二十五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讼。当事人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做出处罚决定的卫生行政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本条例有关用语的含义是：
计划免疫是指按国家有关规定有计划地进行预防接种。
菌苗、疫苗是指由国家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的生产单位生产、并经国家鉴定合格的预防传染病的生物制品。
冷链是指菌苗、疫苗在生产、运输、贮藏和使用过程中具备安全可靠冷藏条件的链索式环环相连的系统。
异常反应是指使用国家鉴定合格的菌苗、疫苗，对儿童正确实施预防接种后，因菌苗、疫苗或者个体体质原因出现的明显临床症状和体征。
第二十七条 本条例应用解释权属省卫生行政部门。
第二十八条 本条例自1995年7月1日起施行。
（1997年10月25日福建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
二十五、《福建省儿童预防接种管理条例》
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关于“由县级以上卫生防疫部门责令其补种”的规定修改为：“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责令其补种”。
1995年6月1日
合议庭改革问题之我见
刘颖
强化合议制的功能一直是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重点，目前合议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放权与监督，如何真正发挥合议制的功能？关键应在于破除合议制发展的桎梏，重塑合议制实施的外部环境。在合议制改革的同时，配套联动其他相关制度的改革。
一、改革审判委员会的职能，不审不判，总结审判经验
按《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审判委员会是法院内部最高审判组织，它的职责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疑难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但从审判委员会运行的实际情况看，审判委员会主要工作重点成了听取合议庭汇报、研究决定疑难复杂案件，在以强化合议制为重心的审判方式改革进程中，审判委员会制度遇到了种种挑战。
（一）法官对案件的审理，对证据的调查采取言词陈述的方式进行，除法律有特殊规定外，凡是未经当庭以言词方式调查的证据材料，不得作为判决依据。直接言词原则便于法官进行自由心证，而审委员断案仅听取书面汇报显然是不能有充分的把握做到公正的。
（二）审委会不开庭、审委员委员不公开，使得裁判文书成为审委会“暗箱操作”的结果，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的公信度、透明度降低。
（三）审委会制度无法顾及回避制度。审委会委员不公开，当事人无法知晓审委会委员与案件是否有利害关系，因而无法申请回避，这与回避制度的对象是所有参与案件审理、发表处理意见的审判人员形成矛盾，理论上当事人能对审委会委员申请回避，而实际上不可能。
（四）审委会与合议庭职责不清，审委会帮助合议庭定案，加重了合议庭的依赖性，削弱了合议庭的独立性。
（五）审委会实行集体负责制，却破坏了合议庭负责制，形成事实上的无人负责。可以说审委会定案合议庭就不会独立办案。有的主审人员，只要觉得有一点不把握的案件，就提交审委会讨论，以减少自己的责任。因此，必须调整审委会的职责范围，取消定案职能，将职能转变为总结审判经验，指导审判工作，对于合议庭认为适用法律不明的问题作出解释，不能作出解释的逐级请示。
二、完善错案包容制度，使制度法律化
错案追究制对于合议制可以说是一把“双面刃”，一方面错案追究制使得法官在行使审判权时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为了避免出现错案受到追究而努力提高办案质量，这是积极的一面。另一方面，错案追究制使得法官在如何避免被追究责任上下功夫，由于案件质量存在不确定性，法官被迫寻求免责庇护，审委会定案，院长、庭长把关，请示汇报制度应运而生。在两方面的比较中，后一方面在法官的思想中居于主要地位。一个法官首先是一个人，他不为自己认为公正的裁判而去冒个人风险，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样看来，错案追究制与合议庭独立审判发生矛盾，现在看来错案追究制各方面呼声日高，而合议庭独立审判却是在法院内部裹步不前，在两者的制度价值之间如何取舍？应以合议庭独立审判为主，以错案追究制为辅，构造两者之间的新型关系。
（一）错案的适度存在是合理的。案件的审理过程是一个说理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数字计算的过程。法官以外的因素：事实的无法还原、法律的模糊性、法律的漏洞、当事人举证的不能都会使对判决的衡量不能简单地以正确、错误论之。因此，对于司法判决只能说合理还是不合理，而不能说对还是错。错案的存在既然是不可避免的，则就不致于损害司法权威。而我们一些上级部门、新闻部门动辄对法院进行曝光、对错案进行大肆渲染，对法官说谁办错案谁下岗显然都是很不明智的举动。司法的权威性重于司法的误差性。没有司法的权威性，一个国家何谈法治？社会又如何进步呢？
（二）错案标准难以界定，使错案追究制难以实行。我们习惯上把上诉改判发回重审的案件、再审程序撤销原审裁判的案件视为错案，其实并非如此，改判、发回情况非常复杂。最高法院在《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中指出，二审法院依据当事人提出的新证据对案件改判、发回重审的，不应当认为一审裁判错误。实践中大量改判发回案件与证据规则不健全，举证时效制度未建立有很大的关系，法官错误适用法律的只是少数。
（三）错案追究制针对的是法官队伍素质低下的状况，但错案追究制并非治本之策。我们一方面实行错案追究制，一方面却“进口不严”，致使一些人到法院摇身一变，滥竽充数，其中因果关系不言而喻。所以，如果我们不改革司法体制、法官制度，消除司法不公的根源，提高法官的职业道德素质和业务素质，那么错案可能越纠越多，漏洞可能越补越大。
就中国司法的现状看，对待错案追究制还是应当予以保留，但是也要予以限制，使其辅助合议制功能发挥。在实践中可参照最高法院《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执行，违法违纪行为应限定为徇私枉法行为和滥用职权行为，对于轻微的程序违法显然不能认定为错案，对于违法行为与裁判结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即是否发生错案，则不影响追究法官的行政责任，这是程序正义、行为正当性原理的要求。
五大连池市法院 刘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