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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Inquiry into the Problem of Officials’ Violence Crimes

Abstract: Officials’ violence crimes are on the trend of increasing with characteristics as combination of official-business men and/or official-underground forces, cruelty, detailed plan, extreme bad-influence on images of CCP and China governments. They appear not accidentally, instead, with certain social grounds and systematic elements including causes such as wrong ideas of power/violence, lack of human right consciousness, extreme egotism, out of control of power supervision mechanism in practical running, spreading of official corruption, low inner quality of officials, defects in officials’ promotion system, infiltration of underground violence forces into governmental powers, etc. Long-term mechanisms, e.g., supervision over power, prevention of corruption,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and evaluation of officials, fairness in political competition, strict punishment of officials’ violence crimes, shall be established and perfected so as to reform political system, purify political ecology and effectively suppress the spreading of officials’ violence crimes.
Key Words: officials’ violence crimes; causes; prevention; supervision over power; political reform

犯罪是人类社会不可避免的现象，作为社会一员，官员也不可能完全幸免，有关我国官员贪污受贿、玩忽职守犯罪的报道，似乎早已失去新闻价值。不过，近几年来屡屡在我国出现的另类官员犯罪——官员暴力犯罪，却在令人惊心触目之余，更加引人深思。本文试图以近年来在我国发生的一些典型的官员暴力犯罪案件为例，就官员暴力犯罪的类型、特点、成因以及防范对策进行初步探讨。

一、官员暴力犯罪的概念、类型与特点
（一）官员暴力犯罪的概念
所谓“官员暴力犯罪”，就是具有官员身份的人采用暴力手段单独或与他人共同实施的犯罪行为。从犯罪构成上来看，官员暴力犯罪主要具有以下两个明显特征：其一，犯罪主体为官员，既包括经过任命、从事公务的各类政府机构（含立法、司法、行政、军事等机构）工作人员，也包括执政党即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人民政协、人民团体等机构内实际从事公务的工作人员，其范围大致与我国刑法上的“国家工作人员”相当；其二，客观方面为采用爆炸、纵火、杀人、故意伤害等暴力手段实施犯罪行为。
（二）官员暴力犯罪的类型
根据近年来出现的部分案例，有媒体将官员暴力犯罪分为“为官位雇凶杀同事”、“为前途残忍灭情妇”、“为泄愤杀害举报人”、“为‘进步’重金除对手”几类[1]，不乏启迪意义，但其中“为官位”、“为前途”、“为‘进步’”等等，似存有划分标准上的交叉，为分类逻辑之所忌。笔者根据犯罪所追求的结果，将官员暴力犯罪粗分为打击报复、杀人灭口、消除对手、倚权霸占等几种类型。
（1）打击报复。主要为打击报复检举、揭发其不法行为的举报人，但也有报复查处其违法犯罪行为的办案人员者。典型的案件如原平顶山市政法委书记李长河雇凶杀人案[2]、原山东省水产局局长张程震雇凶杀人案、原河南省兰考县农机局局长丰学良等5人雇凶纵火案[3]等等。
除了报复举保人以外，查处违法犯罪行为的办案人员往往也会成为官员暴力犯罪的对象。如原海口市国税局稽查分局局长蒙文腾雇用杀手杀害办案检察官黄崇华案[4]。
（2）杀人灭口。一般为杀害纠缠不休，且对自己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行为知情、并扬言要举报的情妇，如原芜湖市政法委书记周其东雇凶杀害情妇案[5]、原济南市人大主任段义和雇凶杀害情妇案[6]、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南地分局原局长梁冠中杀害“二奶”案[7]、山西省阳泉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原侦查科科长王俊平雇凶杀害“二奶”案[8]。不过也有为了灭口而杀合法妻子的,如原新乡市副市长尚玉和为原河南省副省长吕德彬雇凶杀妻案[9]。
（3）消除对手。为了打击自己升迁道路上潜在的竞争对手，或者报复已经获胜的竞争者，不少官员即对其杀害，或者以极其的残忍手段进行伤害。诸如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规划土地管理局原局长徐建设雇凶杀害市规划局局长案（以及伤害“副局长人选”案）、山西省洪洞县城建局原局长薛文勋雇凶爆炸案、[10]江苏省大丰市国土资源局原局长陆燕行雇凶砍杀副局长案、[11]原江西省安义县县长陈锦云雇凶伤害县委书记及副书记案（发生于1994年，也是较早见诸报道的我国官员暴力犯罪案件）等案例就是如此。
（4）倚权霸占。因掌握某种权力，受到社会上常见的“权色交易”思维惯性的驱使，不管处于弱势、有求于己的当事人或其家属是否真正愿意，强行对其实施奸污占有。阜阳中院原刑一庭庭长巫继成、[12]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人民法院法官肖某强奸“小姐”案[13]等案例展示的就是此类丑剧。

（三）官员暴力犯罪的特点
从现有案例来看，我国官员暴力犯罪正表现出以下特点：（1）从基层官员到地市、省部级官员广泛卷入，犯罪官员级别越来越高。目前，我国县处级官员暴力犯罪似乎已经不是什么重大新闻，厅局级（杨锦生、李长和、周其东、尚玉和等）、甚至省部级（吕德彬、段义和）官员不断加入暴力犯罪行列，使得官员暴力犯罪呈现高级别之征兆；（2）官商或官黑结合的作案模式；（3）作案手段残忍，犯罪行为具有一定的恐怖性。官员暴力犯罪往往作案手段极其残忍，甚至在省会城市“济南市建设路的一汽车站旁”[14]这样的闹市区实施爆炸，犯罪恐怖性明显；（4）具有贪污受贿或生活腐化等权力腐败的背景或起因；（5）政法委、公检法等从事政法工作官员的暴力犯罪并不少见，揭示我国部分政法官员法律官位与其法律知识、法律意识上的严重背离；（6）周密的计划性。

二、官员暴力犯罪的成因分析
官员暴力犯罪的产生具有文化背景、社会基础与一定的体制因素。具体来说，一般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专制文化造就的官员唯我独尊的自大狂心态
数千来的专制文化并没有随着革命的成功而彻底死亡，相反，有权就有一切、天下惟我独尊的专制文化传统不断腐蚀着官员本来尚算健康的肌体，造就官员特别是领导层官员一切为了自己、一切必须服从自己这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自大狂心态，在种种美妙的借口（或幻觉，因为专制文化对于接受者而言尚有强烈的自我麻醉功能）的左右下，不少官员对权力、暴力盲目崇拜，以为暴力可以解决一切，权力也可以掩盖一切。这样，为了一己私利，甚至于是可以在官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以及将来可能会有所发展的所谓“政治生命”，不惜选择犯罪与敢于实施犯罪。
（二）漠视他人生命及其他权利的人权意识缺失
漠视人权、视民众生命如草荠也是导致官员暴力犯罪的重要原因。在这些官员心目中，“人权”不过是抽象而空洞的口号，甚至是资产阶级的产物，即便宪法已有保护人权的明确规定，那也不过一种摆设而已，对自己没什么约束力，丝毫不影响自己根据自身需要肆意践踏民众的基本人权，包括非法剥夺其生命。这种对生命的不尊重，这种人权意识的缺失，同样导致官员为了一己私利，毫不犹豫地选择暴力犯罪。
（三）权力监督机制运行上的失控与腐败现象蔓延
我国宪法明文赋予公民批评、建议权，控告、申诉及检举权，但实际运行当中，压制、打击公民批评、建议权，控告、申诉及检举权的现象比比皆是，司法诉权行使范围有限，诉权行使渠道严重不畅，甚至应该获得法定司法救济的种种权利都极有可能在司法腐败与“司法不作为”当中被彻底活埋[15]。权力监督及权利保障机制上的失控，难以对可能发生的种种腐败现象进行动态、及时的抑制，公民（包括曾经和他们恩爱有加的情人与妻子）对腐败官员违法乱纪的行为所进行的控告、申诉及检举就更不能为其所容忍。面对正在发生的举报或威胁，迫使腐败官员在肯定丢掉前程（及生命）与杀人灭口而可能丢掉性命之间进行权衡，杀人不会被发现、发现后也可以通过权力运作“摆平”的侥幸心理，驱使其铤而走险，走上暴力犯罪的不归之路。
（四）官员自身素质的低下
官员自身素质是一个全方位、多指标的综合体，特别是法治理念、民主作风、责任意识、科学精神、宽容态度、公平竞争习惯等等法治素质、人文素质为我国许多官员所缺失，而不能仅仅限于学历、资历或“政绩”指标。有人坦言官员科学素质还不如青少年学生[16]，在法治素质与人文素质方面就更加令人堪忧。大火发生时“让领导先走”的惨局早已烧出了官员素质极其低下的水准；形形色色的假文凭以及游离于国民教育体制之外获得的张张文凭，又让众多官员表面上已经提高了的学历水准要大打折扣。何况博导副省长吕德彬雇凶杀妻案，李长河、周其东等政法官员的暴力犯罪案表明，法治与人文精神缺失下的高学历，以及缺乏法律信仰的法律知识，都会导致官员素质上的“短板效应”（木桶的盛水量取决于箍成木桶全部木板当中最短的一块），使得貌似有学历或有法律知识的官员素质依然低下，无法从自身角度制约暴力犯罪的产生。
（五）干部升迁体制的缺陷
“密切联系领导”似乎成了干部升迁的潜规则，干部升迁的民主考核机制、社会监督机制、用人失察承担责任机制往往被架空，通过跑官、买官等获得上级领导信任的手段得到升迁，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干部升迁的捷径；用人失察责任制的缺失又让上级领导不必对其任用、考察的官员行为负责，正常的上下级关系逐渐异化为一系列的派系关系，甚至是赤裸裸的主奴关系。为了上级、“主子”们的事情，下级“奴才”们无一不可奉献——从金钱、女人到犯罪而可能被砍头的风险，只要能解了“主子”的心头大患，人间的一切都可以践踏。原新乡市副市长尚玉和介入并直接负责“上级兼恩师”吕德彬雇凶杀妻案的情况就是如此。
（六）黑恶对权力系统的渗透
除了上述原因以外，为了获得更大的势力范围与活动空间，也为了寻求权力这一最为牢靠的保护伞，社会上的黑恶势力或通过直接染指权力系统、把持基层政权；[17]或通过在高层政权当中寻找代理人等手段，千方百计对权力系统进行渗透，导致黑恶暴力文化在官员当中传播，同时也成为官员暴力犯罪依赖的有生力量。如此形成官员崇尚非法暴力、依赖非法暴力、通过非法暴力解决相关问题的习惯，导致官员暴力犯罪现象向更大范围与更高权力层次上的进一步蔓延。

三、官员暴力犯罪防范机制的完善
官员暴力犯罪的防范是一项涉及多方面理念、制度以及具体操作的系统工程。理念层面上，对各级官员进行法治理念、法律信仰、人权观念、民主意识、社会和谐论、科学发展观、争议司法解决说等等代表真正先进文化理念的培育尤为重要；但是，先进的理念还应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与各种机制的完善，如完善权力监督、腐败防范、科学考察及任用官员、政治公平竞争、打击黑恶势力、官员暴力犯罪从严处罚等长效机制，并在实际运作当中真正发挥这些机制的作用，方可达到净化政治生态环境，有效遏止官员暴力犯罪现象蔓延的目标。
（一）完善权力监督与腐败防范机制，从源头上堵住引发官员暴力犯罪的动力与腐败案件
为有效监督权力，制止不受监督的权力导致的种种腐败、犯罪行为，应着手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权力监督与腐败防范机制，从源头上堵住引发官员暴力犯罪的动力与腐败案件：（1）加强新闻舆论监督、发挥律师作用发挥权力社会监督的作用；（2）通过提高人大代表的民众性与专职性（如规定一定级别以上的现职官员不得兼任人大代表）以淡化人大的“官大”色彩；（3）党、政、人大官员有效分工，不得兼任，以实现权力系统内的制约；（4）发挥司法机关公正、独立、有效率审理案件，解决社会争议的功能，避免众多常规司法案件对信访渠道的挤塞；（5）顺畅而不是堵塞信访渠道，对于检举、揭发权力腐败的信访认真、及时查处，无权查处的应及时上报，将腐败行为控制在萌芽阶段；（6）鼓励而不是阻拦举报人的正当上访等监督环节和监督机制，置权力于人民群众的严密监督之下与法律的有效约束当中，使官位更意味着奉献和责任，而不是无本万利及为所欲为，降低腐败发生的机会及升级的可能，从源头上减少因追逐权力、保住官位而引发的种种官员暴力犯罪。
（二）改变“伯乐相马”式的升迁模式，建立官员考察及任用民主化与科学化机制
传统的“伯乐相马”式的官员提拔模式不仅使民主、科学考察官员成为一句空话或一种摆设，而且也难以对考察、任用官员时拉帮结派或失察渎职问题追究责任。为此，应完善官员考察指标体系，建立官员考察及任用民主化、科学化机制；对因考察失察、胡乱提拔任用、导致贪官、坏官混入官场并造成严重后果的领导追究其用人失察之责，完善用人失察责任机制，以真正民主、科学地考察、任用官员，提高官员整体素质，降低官员发生腐败及暴力犯罪的可能性。
（三）改善政治生态环境，完善政治竞争公平化机制
从健康的政治生态角度来说，官员之间允许而且应当具有不同意见、不同观点，也应当允许公开竞争相应的职位，但是同时应当相互宽容、遵守竞争的“游戏规则”——法律和纪律。如此多样、共存的从政环境有利于改善紧张、虚伪甚至是压抑、阴暗的从政心理，达到“和而不同”良好政治生态环境，使成功者能够宽容竞争对手；面对暂时可能发生的竞争失败，有关官员也能泰然处之，在下一轮的公平竞争中脱颖而出，而不是铤而走险，对竞争对手或潜在的竞争者置之死地而后快，导致政治生态的不断恶化。
（四）黑恶势力防范与打击机制
要打击黑恶势力染指政权以及寻求权力保护伞方式的渗透，首先要做到廉洁公正，使官员丧失寻求支配黑恶势力暴力力量的需求（黑恶势力寻求权力保护与腐败官员寻求黑恶势力的暴力支撑也是一种互动关系），也使官员失去雇佣黑恶暴力力量的经济实力；其次，做到官商分离，进一步弱化官员雇佣黑恶暴力力量的经济实力与机会；再次，对于直接染指基层政权的黑恶势力，应依法予以坚决打击，防止其势力的蔓延与上扩；同时，切实加强基层政权民主建设，铲除黑恶势力赖以的生存土壤。这样，可以有效切断官员与腐败、官员与奸商、官员与黑恶势力之间的联系链条及互动环节，通过黑恶势力防范与打击机制的完善，防止官员暴力犯罪的发生。
（五）建立官员暴力犯罪从严处罚机制，使犯罪官员暴力犯罪成本加大，彻底丧失犯罪后逍遥法外的幻想
建立官员暴力犯罪从严处罚机制，并不是说只注重事后从严打击，因为事先防范的有效落实，如《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有关条款的认真执行，也许使不少官员的违纪行为早日被查处，不至于演化到暴力犯罪、甚至上断头台的地步。
然而，事先的防范也绝非万能，在防不胜防、官员暴力犯罪已经发生的情况下，应依法从严处罚，该杀的坚决杀，该判的认真判，并依法不予假释及从严控制缓刑（包括死刑缓刑）、减刑以及保外就医的适用，使犯罪官员暴力犯罪受到刑事处罚的概率大为增加，真正加大其犯罪成本，使之彻底丧失犯罪后逍遥法外或摆脱实质性惩罚的幻想。

贵州省人民政府


贵州省《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贵州省人民政府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村庄和集镇的规划设计管理，改善村庄和集镇的生产条件和生活环境条件，促进村庄和集镇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根据国务院《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除国家征用集体所有的土地进行的建设外，凡制定和实施村庄、集镇规划，在村庄、集镇规划区内及城市规划区外进行建设活动，必须遵守本办法。
在城市规划区内的村庄、集镇规划的制定和实施，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和《贵州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实施办法》执行。
在国道、省道、县道两侧新建的永久性建筑物、构筑物和沿河岸的村庄、集镇规划建设，应当符合有关公路和河道管理的规定。
第三条 村庄、集镇规划建设管理，应当坚持合理布局、节约用地的原则，全面规划，正确引导，依靠群众，自力更生，因地制宜，量力而行，逐步建设，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
第四条 省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省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工作。
第五条 县、乡（镇）人民政府应建立、健全村镇建设管理机构。没有设管理机构的乡（镇），配备专、兼职人员，其业务受县级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并行使村庄、集镇规划建设管理职能。其主要职责是：
（一）宣传、贯彻执行国家和省有关村庄、集镇建设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
（二）具体组织村庄、集镇规划的编制、审核、报批，并组织实施；
（三）负责办理本行政区域内建房的申请、审查、发证等工作；
（四）检查、监督各项规划建设，依法处理违法建筑，并做好服务工作。
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遵守本办法的义务，并有权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进行检举和控告。

第二章 村庄和集镇规划的制定
第七条 村庄、集镇规划，必须从实际出发，科学预测村庄、集镇的发展，根据不同的地域特点和经济发展水平制定。
第八条 村庄、集镇规划的编制，应当以县域规划、国土规划、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农业区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为依据，并同有关部门的专业规划相协调。
编制城市规划区内的村庄、集镇建设规划，应以城市总体规划为依据。
第九条 村庄、集镇规划，分为村庄、集镇总体规划和村庄、集镇建设规划两个阶段进行。
村庄、集镇总体规划的年限为15年，村庄、集镇建设规划年限为五年。
第十条 村庄、集镇总体规划，是乡（镇）行政区域内村庄和集镇布点规划及相应的各项建设的整体部署。
村庄、集镇总体规划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确定乡（镇）行政区域内村庄、集镇布局和主要村庄、集镇性质、发展方向、人口、用地规模和规划范围；
（二）确定村庄、集镇之间的道路交通系统的布局；
（三）布置村庄、集镇间的电力、电讯线路和供水、环保、防灾工程设施；
（四）确定村庄、集镇乡镇企业生产基地布局；
（五）确定为乡（镇）级行政区域服务的主要公共建筑、公用设施的位置、规模。
第十一条 村庄、集镇建设规划，是以村庄、集镇总体规划为依据，具体安排村庄、集镇的各项建设。
村庄、集镇建设规划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按照有关规定，具体选用村庄、集镇规划的各项标准定额指标；
（二）各项建设用地布置；
（三）确定主要建筑地段和设施规划的建设方案；
（四）规划道路交通网络、绿化、环境及卫生工程；
（五）确定道路红线、断面和控制点的座标、标高；
（六）布置各项工程管线及设施；
（七）规划实施方案。
第十二条 村庄、集镇总体规划和集镇建设规划，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同意，由乡（镇）人民政府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
村庄建设规划，须经村民会议或村民委员会讨论同意，由县级人民政府授权乡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三章 村庄和集镇规划的实施
第十三条 村庄、集镇规划区范围内的土地利用和各项建设，必须符合村庄、集镇规划。
任何单位和个人必须服从乡（镇）以上人民政府根据村庄、集镇规划作出的调整用地决定。如因征地或拆迁造成损失的，按有关规定给予补偿。
第十四条 单位和个人新建、扩建、改建任何建构筑物和工程设施，应在村庄、集镇规划区内进行，如需在村庄、集镇规划区范围外建设工程项目，建设位置须由县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经授权的建设主管机构负责，会同土地管理等有关部门审批。
第十五条 农村村民在村庄、集镇建造住宅的，应当先向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提出建房申请，经村民会议讨论通过后，按照下列程序办理：
（一）需要使用耕地的，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县级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并出具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印制的“村镇规划选址意见书”后，方可依法向县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申请用地，经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县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划拨土地
；
（二）使用原有宅基地、村内空闲地和其它土地的，由乡（镇）人民政府根据村庄、集镇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批准，并出具“村镇规划选址意见书”。
城镇非农业户口居民在村庄、集镇规划区内需要使用集体所有的土地建设住宅的，应当经其所在单位或者居民委员会同意后，依照第（一）项规定的审批程序办理。
回原籍村庄、集镇落户的职工、退休军人和离退休干部及回乡定居的华侨、港澳台同胞，在村庄、集镇规划区内需要使用集体所有的土地建设住宅的，依照本条第（一）项规定的审批程序办理。
第十六条 乡镇企业、乡（镇）村公共设施、公益事业等建设，在取得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村镇规划选址意见书”和土地管理部门的“用地许可证”后，在开工前，建设单位和个人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开工申请，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对设计、施工条件予以审查批准，并领取由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印制的“村镇规划建设许可证”后，经乡（镇）村镇建设管理机构进行放样、验线，方可开工。
农村居民建造住宅，在取得“村镇规划选址意见书”和“用地许可证”后，须在开工前向乡（镇）人民政府提出开工申请，报经县人民政府行政主管部门或受其委托的乡（镇）人民政府审查批准、领取“村镇规划建设许可证”后，经乡（镇）村镇建设管理机构或专（兼）职人员进行放
样、验线，方可开工。
第十七条 建设单位或个人在取得建设主管部门发放的“村镇规划建设许可证”和土地管理部门的“用地许可证”后，应按照核定的建筑使用性质、建筑位置、面积、层数、标高、立面、环境等规划设计条件要求进行建设，不能擅自变更。确需变更的，应经原批准机关同意，并办理变
更手续。
建设单位或个人领取“村镇规划选址意见书”之日起一年内未开工建设，又未到原批准机关办理延期手续的，“村镇规划选址意见书”自行失效。
第十八条 在村庄、集镇规划区内进行临时建设的，必须向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经审查同意出具临时“村镇规划选址意见书”，并依法办理临时用地手续后，方可建设。
临时建筑构筑物的使用期限不得超过两年。确需延期使用的应重新报批。在使用期内，因国家建设需要拆除的，必须在规定期限内无条件自行拆除。
禁止在批准临时建设用地上建设永久性建筑物、构筑物或其他设施。
第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有权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村庄、集镇建设工程是否符合规划进行检查。
村庄、集镇规划建设管理人员执行检查时，应当持由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印制的《贵州省村镇建设监察证》，被检查者应如实提出情况和必要的文件资料。检查者有责任为被检查者保守技术秘密和业务秘密。

第四章 村庄和集镇建设的设计、施工管理
第二十条 村庄、集镇公共建设、生产建筑和公用设施的设计，应按照国家有关勘察设计管理的规定，由取得设计资质证书的设计单位按等级承担设计任务，严禁无证设计和越级设计。
第二十一条 村庄、集镇公共建筑、住宅建筑、公用设施和预制构配件的通用设计、标准设计、标准规范由省建设标准设计部门组织编制，报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二十二条 在村庄、集镇承担建设工程的施工企业，必须持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资质等级证书》或《资质审查证书》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在企业资质技术等级所规定的范围内承担施工任务。严禁无证或越级承担施工任务。
第二十三条 县级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村庄、集镇建设的施工质量和施工安全进行监督检查。建设工程竣工后，应当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经有关部门竣工验收合格，方可交付使用。
第二十四条 在村庄、集镇承担建设工程的施工企业和个体建筑工匠，必须持有关的证件到工程项目所在乡（镇）的村镇建设管理机构办理审查登记手续，并接受监督检查。

第五章 房屋、公共设施、村容镇貌和环境卫生管理
第二十五条 村庄、集镇建设由国家、地方、集体、单位和个人共同筹资。可以适当收取配套设施建设费。集镇收取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应当用于集镇公共设施的维护和建设；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收取的城乡集贸市场管理费按照收入使用范围的规定用于市场建设；公益事业的建设遵循谁
投资、谁受益，大家投资，大家受益的原则；自筹资金修建的基础设施，实行有偿使用。
第二十六条 未经乡（镇）人民政府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在村庄、集镇规划区的街道、广场、市场和车站等场所修建临时建构筑物和其他设施。
第二十七条 村庄、集镇绿化应有规划、有计划地进行，搞好四旁（宅旁、路旁、水旁、村旁）绿化，实行“谁种、谁管、谁有”的原则，种植和养护花草树木，美化环境。

第六章 处 罚
第二十八条 有关单位和居民在集镇规划区内，未按规划审批程序批准或者违反规划进行建设的，分别情节给予处罚：
（一）严重影响集镇规划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建设，限期拆除；
（二）影响集镇规划，尚可采取改正措施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处以每平方米建筑面积5元以上，30元以下的罚款；
（三）不影响集镇规划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补办规划建设审批手续，并处以每平方米建筑面积5元以上，30元以下的罚款。
农村居民未经规划批准或者违反规划建造住宅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责令其停止建设或者限期拆除；尚可采取措施的，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可对责任人处以5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设计或施工，限期改正，可并处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
（一）未取得设计资质证书，承担建筑跨度、跨径和高度超出规定范围的工程以及二层以上住宅的设计任务，或者未按设计资质证书规定的经营范围，承担设计任务的；
（二）未取得施工资质证书或者未按施工资质证书规定的经营范围，承担施工任务的；
（三）不按设计图纸施工或者擅自修改设计图纸的；
（四）不按有关技术规定设计、施工或者使用不符合工程质量要求的建筑材料和建筑构件的。
对情节严重，设计、施工质量不符合要求的设计、施工单位，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设计或者施工资质证书。
第三十条 擅自在村庄、集镇规划区内修建或不按使用期限拆除的临时建筑物或其他设施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拆除，并可处5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损坏村庄、集镇房屋、公共设施、村容镇貌和环境卫生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责令其恢复原状，并处200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第三十二条 县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须向同级财政部门申办《贵州省收缴罚没财物许可证》，进行罚没处罚时，须使用省财政厅统一印制的《贵州省收缴罚没财物收据》。罚没收入贯彻收支两条线，全额上交同级财政，用于村镇建设。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未设镇建制的国营农场（林场）场部及其基层居民点的规划建设管理，由省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具体执行中的问题由省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一九九0年十一月十五日省人民政府发布的《贵州省村镇规划建设管理暂行办法》同时废止。



1994年8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