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宗教财产的法律保护是推进宗教事务法制化的关键环节，亟需认真研究和落实。由于宗教财产权的归属一直没有得到法律上的明确，实践中的宗教财产权属关系不明导致的社会乱象比比皆是，宗教团体及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宗教财产纠纷频频发生，商业化、市场化浪潮冲击下的寺庙宫观成为公众舆论关注的焦点。这些现象严重扰乱了正常宗教活动秩序，损害了宗教界的权益与形象，也对目前实行的以政策调整为主，法律调整为辅的宗教财产保护体制提出挑战。
宗教财产简称“教产”，是一种在社会历史中形成的，因宗教信徒捐助或国家扶持而积聚形成的特殊财产。其在物质形态上包括四种类型：
第一，宗教团体和宗教人员占有或使用的主体建筑及附属设施。包括传统宗教和民间信仰中供奉神明的寺院、庙宇、宫观、教堂、清真寺，宗教组织和神职人员住宿和从事宗教活动的其他房屋设施，寺院、庙宇内的佛像、神像等其他构筑物；
第二，宗教建筑及附属设施占用的土地，附属的山林、草原、田地等；、
第三，宗教经籍文献、法物以及宗教无形资产（例如属于宗教建筑或设施所特有的标志等，以及宗教作品、刊物包含的知识产权等）；
第四，其他宗教财产及获取的合法收益，如信徒捐赠财产、房租、宗教活动收入等。
我国《宗教事务条例》虽然没有对宗教财产的含义进行清晰界定，但《条例》第五章所用的标题是“宗教财产”，因此“宗教财产”一词具有法定性和权威性，需要在学术研究和法律规定两个角度加以阐明。
我国《宗教事务条例》第30条第一款对宗教财产的范围作了规定：“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合法使用的土地，合法所有或者使用的房屋、构筑物、设施，以及其他合法财产、收益，受法律保护。”这一规定的缺陷是用“其他合法财产、收益”涵盖宗教无形资产、财产运营收益和捐助收益等，不够周延。目前，地方宗教立法中也有对“宗教财产”的代表性定义。《武汉市宗教事务条例》第29条规定“宗教财产是指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依法使用的土地，依法所有或者管理、使用的建筑物、构筑物、各类设施、用品、工艺品、文物、宗教收入、各类捐赠以及从事经营服务活动的合法收益和其他合法财产。”《武汉市宗教事务条例》对宗教财产的界定在目前情况下是比较适当的。
从逻辑上讲，宗教财产权并非一个严格意义的法律概念，不能简单地放置于我国现行民事物权体系的特定位置。其在性质上属于民事财产权，可以被视为一组民事财产性权利的集合，具体包括由宗教团体或者宗教活动场所对土地、建筑物、构筑物、各类设施、用品、工艺品、文物、宗教收入、各类捐赠等的所有权、使用权，宗教活动收入、生产收入、相关商业收入的收益权，相关的知识产权等。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发布的一系列政策性文件和国家颁布的法律法规中规定了宗教财产保护的相关内容。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有关宗教财产归属的规定以政策性文件居多，法律规定甚少，各种规定呈现出分布零散、规定不一的特征。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全国处于无政府状态。宗教被视为“四旧”而被破除，宪法中的宗教信仰自由原则被彻底否定，相关宗教政策被取消或名存实亡，宗教团体的宗教财产权益也从根本上丧失了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宗教财产的政策法律保护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时期或者两个方面：一是全面恢复落实文革前党的宗教财产保护政策阶段；二是根据实际情况出台新的宗教财产政策，逐步实现宗教财产保护的法制化。1986年制定的《民法通则》第77条规定：“社会团体包括宗教团体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2007年生效的《物权法》第69条规定“社会团体依法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受法律保护”。
从上述宗教财产政策和法律保护的变迁来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民主法制建设的发展，国家宗教法制化的趋势愈益明显。最初的方针政策逐步细化为行政规章，进而整合形成专门的宗教事务条例与宗教财产财务管理规定，国家对宗教财产的管理也从原来以行政手段为主逐渐向行政和法律手段并用过渡。
当前我国宗教财产政策法律保护主要存在如下几个方面的现实问题：（一）调整方式以政策为主、法律为辅，欠缺稳定性和可操作性性；（二）宗教财产所有权缺乏民法上的明确规定；（三）宗教财产权归属主体不统一、不协调；（四）宗教房产登记较为混乱，给落实政策和理顺产权关系带来许多困难；（五）一些地方、企业和个人借教敛财、以教牟利，致使寺庙宫观“被承包”、“被上市”；（六）宗教财产的管理和使用无法可依、无章可循。
宗教财产权的法律保护问题，关系到社会影响与社会和谐，是一个严峻且长远的问题。“民族宗教无小事”，在经济、文化、宗教等全球化的背景下，宗教财产权法定化乃至于宗教法制的健全不容忽视，对于这些问题的相关政策的制定不仅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结合实际，完善和制定相关保护政策更是刻不容缓。
确定宗教财产所有权的主体及其归属，必须符合宗教教义的要求、尊重信教群众的意愿、尊重标的物的历史传统，同时不能违反现行法律体系，应与党的宗教政策和国家的宪政政策、立法体例相适应。据此，我国宗教财产所有权的归属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的宗教财产区分所有权，国家对宗教财产的所有权，私人对宗教财产的所有权。
（一）确立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的宗教财产区分所有权
笔者建议，借鉴民法上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概念，确立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的宗教财产区分所有权。
《宗教事务条例》第五章“宗教财产”通篇以“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为主体，规定其拥有对宗教财产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等。这表明我国最高行政机关认可的宗教组织形态，即宗教财产所有权主体为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
首先，从法律规定和实际内涵角度看，宗教团体是指依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设立的社团法人，俗谓爱国宗教团体（或称“大团体”），即一般所说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协会，其在组织结构上又分中央和地方协会不同层次；宗教活动场所依据《宗教事务条例》和《宗教活动场所设立审批和登记办法》设立，主要是指寺、庙、堂、观等具体的宗教活动场所（俗称“小团体”），有相应的人员和组织机构来具体管理、使用和经营宗教财产，同时根据《宗教事务条例》的规定，宗教活动场所设立必须由宗教团体提出申请、进行筹建。其次，从民事法律主体的性质角度看，宗教团体是各种宗教协会、宗教组织等以人的集合为主要特征的法人，属于社团法人性质；宗教活动场所是寺院、宫观、教堂等以财产的集合为主要特征的法人，属于财团法人性质。
其次，从法律制定与实施的实际情况看，现行立法对宗教社团法人的财产所有权保护相对完备。目前各宗教协会即宗教社团法人的财产主要表现为社团成员的捐助形成的活动经费，其财产的归属和利用主要依照其章程的规定来运作，法律对其调整也主要是依照社会团体法人的有关规定进行。需要明确的是，宗教社团法人（国家认可并依法登记的各宗教协会）仅限于对其工作场所的房产和维持其运转的其他财产享有所有权，范围十分狭窄。其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省、市各级宗教团体自身并不进行宗教属灵活动，而是分区域统筹、协调该派宗教事务，为维护本宗教、派别的正当合法利益服务。所以，这种“大团体”所有的宗教财产主要包括办公用房、捐赠收入和自营收入等财产，而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侵占、剥夺寺观堂会的房产和其他财产（宗教主体财产）。
现行立法对宗教财团法人即寺庙堂观等宗教活动场所财产所有权的确认与保护相对不足。首先在于我国并未完全建立财团法人的概念，实践中经常混同于社团法人，而按照社团法人保护时又容易将“大团体”协会和“小团体”寺庙宫观混为一谈。其实，无论是从西方的教会法，中国古代的寺院经济还是从国外的宗教立法现状，亦或从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各教发展历史的角度，社会各界的捐赠都是宗教财产的主要来源，大量的宗教财产即是基于捐赠而积累起来，形成财产的集合体。因此，财团法人形式是宗教法人的重要形式。我国台湾地区的 《宗教团体法草案》将宗教团体分为了不同的三类，确立了台湾的宗教财团法人制度，寺庙宫观多以财团法人基金会的方式设立，信徒捐款给基金会作为该宗教团体运作的基金。需要明确的是，寺庙堂观等宗教活动场所（即“小团体”）是宗教主体财产的拥有者，宗教财产的绝大部分都归其所有。寺庙堂观位处宗教活动的前沿，是与信众距离最近、关系最密切的宗教团体，它所掌握的财产多寡直接影响着宗教活动的开展，这些宗教财产不仅有宗教不动产，如寺庙、宫观、教堂和其他建筑物、构筑物；还包括许多宗教动产，如佛像、法器、经卷、牲畜、宗教自营收入、所受捐赠、知识产权等。在实践中，只有确定寺庙堂观拥有宗教主体财产，才能使寺庙堂观具有独立的主体性和责任感，不再纠缠于与俗界、与“大团体”之间的财产纠纷，而集中精力于宗教属灵活动，保证宗教自身的纯洁性和自足性。实践中，像少林寺、白马寺、白云观等著名佛道场所以及伊斯兰教清真寺、天主教堂等均可以按照这种模式，获得财团法人所有权，独立核算、自主管理；而对于近年来不断涌现的“家庭教会”而言，其出路显然不在于同国家唯一认可的“三自”教会竞争，获得宗教社团法人资格或者相同的法律地位，而是像其他国家认可的宗教场所一样，取得宗教财团法人地位，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法规的前提下，独立核算、自主管理。
（二）依法保护国家（或集体）对宗教财产的所有权
我国宪法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宗教建筑、宗教活动场所依附的土地虽然是宗教财产，但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仅享有使用权，无所有权，其所有权归国家。对此，学界并无争议，这是由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所决定的。与此同时，宗教土地使用权问题应当按照如下方式处理：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享有的土地使用权除了已经彻底解决，颁发了土地使用权权属证明的之外，其他的情况不再纠结于历史，一律按照现行土地管理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确权，以后的纠纷要按照现时的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除土地以外的其他不动产，已经确定退还的应该属于宗教不动产范围；没有退还而宗教团体主张权利的，区分情况予以解决：若是能提供证据证明是其合法所有，且符合宗教自养政策，则也要归其所有，宗教事务部门或其他行政机关不能以其他任何理由不予承认其正当权利；若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就不属于其合法使用或所有的范围。除土地之外，被认定的历史文物和被国家征收的宗教财产也为国家所有。《物权法》第51条规定“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文物，属于国家所有。”《文物保护法》第5条规定：“中国境内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所以，“石窟寺、寺庙、宫观等宗教不动产，以及各宗教使用的法物、器皿、经籍文献等宗教动产，只要被认定为历史文物或者被国家征集、购买、无偿征收的或者国家机关和国有单位收藏、保管的，原则上均属于国家所有。”
关于开展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
环境保护部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开展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环境保护局，辽河保护区管理局，各保监局：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国发〔2011〕35号）和《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国发〔2011〕42号）有关精神，进一步健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做好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工作的重要意义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以企业发生污染事故对第三者造成的损害依法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为标的的保险。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07年联合印发《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环发〔2007〕189号），启动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政策试点。各地环保部门和保险监管部门联合推动地方人大和人民政府，制定发布了一系列推进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引导保险公司开发相关保险产品，鼓励和督促高环境风险企业投保，取得积极进展。
根据环境风险管理的新形势新要求，开展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建立环境风险管理的长效机制，是应对环境风险严峻形势的迫切需要，是实现环境管理转型的必然要求，也是发挥保险机制社会管理功能的重要任务。运用保险工具，以社会化、市场化途径解决环境污染损害，有利于促使企业加强环境风险管理，减少污染事故发生；有利于迅速应对污染事故，及时补偿、有效保护污染受害者权益；有利于借助保险“大数法则”，分散企业对污染事故的赔付压力。
二、明确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试点企业范围
（一）涉重金属企业
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重点防控的重金属污染物是：铅、汞、镉、铬和类金属砷等，兼顾镍、铜、锌、银、钒、锰、钴、铊、锑等其他重金属污染物。
重金属污染防控的重点行业是：
1.重有色金属矿（含伴生矿）采选业：铜矿采选、铅锌矿采选、镍钴矿采选、锡矿采选、锑矿采选和汞矿采选业等。
2.重有色金属冶炼业：铜冶炼、铅锌冶炼、镍钴冶炼、锡冶炼、锑冶炼和汞冶炼等。
3.铅蓄电池制造业。
4.皮革及其制品业：皮革鞣制加工等。
5.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基础化学原料制造和涂料、油墨、颜料及类似产品制造等。
上述行业内涉及重金属污染物产生和排放的企业，应当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二）按地方有关规定已被纳入投保范围的企业
地方性法规、地方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或者规范性文件规定应当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企业，应当按照地方有关规定，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三）其他高环境风险企业
鼓励下列高环境风险企业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1.石油天然气开采、石化、化工等行业企业。
2.生产、储存、使用、经营和运输危险化学品的企业。
3.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和处置危险废物的企业，以及存在较大环境风险的二恶英排放企业。
4.环保部门确定的其他高环境风险企业。
三、合理设计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
保险监管部门应当引导保险公司把开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业务作为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举措，合理设计保险条款，科学厘定保险费率。
（一）责任范围
保险条款载明的保险责任赔偿范围应当包括：
1.第三方因污染损害遭受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
2.投保企业（又称被保险人）为了救治第三方的生命，避免或者减少第三方财产损失所发生的必要而且合理的施救费用。
3.投保企业根据环保法律法规规定，为控制污染物扩散，或者清理污染物而支出的必要而且合理的清污费用。
4.由投保企业和保险公司约定的其他赔偿责任。
（二）责任限额
投保企业应当根据本企业环境风险水平、发生污染事故可能造成的损害范围等因素，确定足以赔付环境污染损失的责任限额，并据此投保。
（三）保险费率
保险公司应当综合考虑投保企业的环境风险、历史发生的污染事故及其造成的损失等方面的总体情况，兼顾投保企业的经济承受能力，科学合理设定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基准费率。
保险公司根据企业环境风险评估结果，综合考虑投保企业的环境守法状况（包括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排污许可证核发、环保设施运行、清洁生产审核、事故应急管理等环境法律制度执行情况），结合投保企业的行业特点、工艺、规模、所处区域环境敏感性等方面情况，在基准费率的基础上，合理确定适用于投保企业的具体费率。
四、健全环境风险评估和投保程序
企业投保或者续签保险合同前，保险公司可以委托或者自行对投保企业开展环境风险评估。
鼓励保险经纪机构提供环境风险评估和其他有关保险的技术支持和服务。
投保企业环境风险评估可以按照下列规定开展：
（一）对已有环境风险评估技术指南的氯碱、硫酸等行业，按照技术指南开展评估。
（二）对尚未颁布环境风险评估技术指南的行业，可以参照氯碱、硫酸等行业环境风险评估技术指南规定的基本评估方法，综合考虑生产因素、厂址环境敏感性、环境风险防控、事故应急管理等指标开展评估。
本意见规定的涉重金属企业、按地方有关规定已被纳入投保范围的企业，以及其他高环境风险企业，经过环境风险评估后，应当及时与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合同，并将投保信息报告当地环保部门和保险监管部门。
保险监管部门应当引导和监督保险公司做好承保相关服务。
五、建立健全环境风险防范和污染事故理赔机制
（一）风险防范
在对企业日常环境监管中，环保部门应当监督企业严格落实环境污染事故预防和事故处理等责任，积极改进环境风险管理。
保险监管部门应当督促保险公司加强对投保企业环境风险管理的技术性检查和服务，充分发挥保险的事前风险防范作用。
保险公司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的规定，做好对投保企业环境风险管理的指导和服务工作，定期对投保企业环境风险管理的总体状况和重要环节开展梳理和检查，查找环境风险和事故隐患，及时向投保企业提出消除不安全因素或者事故隐患的整改意见，并可视情况通报当地环保部门。
投保企业是环境风险防范的第一责任人，应当加强对重大环境风险环节的管理，对存在的环境风险隐患积极整改，并做好突发环境污染事故的应急预案、定期演练和相关准备。
（二）事故报告
发生环境污染事故后，投保企业应当及时采取必要、合理的措施，有效防止或减少损失，并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向有关政府部门报告；应当及时通知保险公司，书面说明事故发生的原因、经过和损失情况；应当保护事故现场，保存事故证据资料，协助保险公司开展事故勘查和定损。
保险公司在事故调查、理赔中，可以参考当地环保部门掌握并依法可以公开的事故调查结论。
（三）出险理赔
投保企业发生环境污染事故后，保险公司应当及时组织事故勘查、定损和责任认定，并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规范、高效、优质地提供出险理赔服务，及时履行保险赔偿责任。
对损害责任认定较为清晰的第三方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以及投保企业为了救治第三方的生命所发生的必要而且合理的施救等费用，保险公司应当积极预付赔款，加快理赔进度。
保险监管部门应当引导保险公司简化理赔手续，优化理赔流程，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
（四）损害计算
环境污染事故造成的对第三方的人身损害、财产损失，投保企业为防止污染扩大、降低事故损失而采取相应措施所发生的应急处置费用，可以按照环境保护部印发的《环境污染损害数额计算推荐方法》（环发〔2011〕60号文件附件）规定的方法进行鉴定评估和核算。
在开展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试点的地区，保险公司可以委托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专业机构对污染事故的损害情况进行测算。
（五）争议案件的处理
投保企业与保险公司发生争议时，按照双方合同约定处理。保险经纪机构可以代表投保企业就有争议的案件与保险公司进行协商谈判，最大程度保障投保企业的合法权益，减少投保企业的损失和索赔成本。
六、强化信息公开
（一）环境信息
环保部门应当根据《环境信息公开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布投保企业的下列环境信息：
1.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受理情况、审批结果和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结果。
2.排污许可证发放情况。
3.污染物排放超过国家或者地方排放标准，或者污染物排放总量超过地方人民政府依法核定的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污染严重的企业名单。
4.发生过污染事故或者事件的企业名单，以及拒不执行已生效的环境行政处罚决定的企业名单。
5.环保部门掌握的依法可以公开的有利于判断投保企业环境风险的其他相关信息。
投保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重金属产生、排放台账，以及危险化学品生产过程中的特征化学污染物产生、排放台账，建立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公布重金属和特征化学污染物排放、转移和环境管理情况信息。
（二）保险信息
保险监管部门应当依照《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政府信息公开办法》有关规定，公开与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相关的信息。
保险公司应当依照《保险企业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全面准确地公开与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有关的保险产品经营等相关信息。
七、完善促进企业投保的保障措施
（一）强化约束手段
对应当投保而未及时投保的企业，环保部门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1.将企业是否投保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排污许可证核发、清洁生产审核，以及上市环保核查等制度的执行，紧密结合。
2.暂停受理企业的环境保护专项资金、重金属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等相关专项资金的申请。
3.将该企业未按规定投保的信息及时提供银行业金融机构，为其客户评级、信贷准入退出和管理提供重要依据。
（二）完善激励措施
对按规定投保的企业，环保部门可以采取下列鼓励和引导措施：
1.积极会同当地财政部门，在安排环境保护专项资金或者重金属污染防治专项资金时，对投保企业污染防治项目予以倾斜。
2.将投保企业投保信息及时通报银行业金融机构，推动金融机构综合考虑投保企业的信贷风险评估、成本补偿和政府扶持政策等因素，按照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原则优先给予信贷支持。
（三）健全政策法规
地方环保部门、保险监管部门应当积极争取将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政策纳入地方性法规、规章，或者推动地方人民政府出台规范性文件，并配合有关部门制定有利于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经济政策和措施。
环保部门应当推动健全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加快建立和完善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机制，支持、规范环境污染事故的责任认定和损害鉴定工作。
企业发生污染事故后，地方环保部门应当通过提供有关监测数据和相关监管信息，依法支持污染受害人和有关社会团体对污染企业提起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诉讼，推动企业承担全面的污染损害赔偿责任，增强企业环境风险意识和环境责任意识。
涉重金属企业的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方案，由环境保护部另行组织制定。
地方环保部门和保险监管部门应当充分认识开展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的重要性，结合本地区实际，建立工作机制，制定实施方案，切实加大工作力度，推动试点工作取得实际成效。
环境保护部 保监会
2013年1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