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法规 »

广东省珠海市人民政府


印发珠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珠府办〔2004〕60号

各区人民政府，经济功能区，市府直属各单位：
《珠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已经市人民政府批准，现予印发。

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二○○四年十一月七日

珠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根据省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的《珠海市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方案》（粤机编〔2004〕24号），市计划生育局更名为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局是主管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市人民政府组成部门。
一、职能调整
（一）继续承担原市计划生育局的职责。
（二）加强人口规模、趋势、素质、结构等人口和计划生育重大问题的研究，推动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综合治理，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三）增加制定人口发展规划和政策、协调有关部门做好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工作。
（四）承担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考核的有关组织协调工作，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
（五）参与制定妇幼卫生保健和提高人口素质的发展规划、政策措施和技术标准，促进生殖健康产业的发展等职责。

二、主要职责
根据以上职能调整，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局的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国家和省有关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方针、政策、法规和《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等有关配套法规；拟定人口和计划生育有关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办法和实施细则，推动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综合治理；协调有关部门做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治理工作。
（二）加强人口规模、趋势、素质、结构等人口和计划生育重大问题的研究，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三）根据省下达的人口控制目标，会同有关部门编制人口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拟订人口与计划生育事业发展计划；负责有关人口和计划生育的统计、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工作，参与全市人口统计数据的分析和人口变动抽样调查工作。
（四）承担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的考核及相关的组织协调工作。
（五）管理、指导和协调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
（六）制定人口与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工作规划，组织开展人口和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工作。
（七）制定人口和计划生育系统干部建设和教育培训规划，并组织实施。
（八）制订计划生育应用科学研究的规划，组织实施国家、部委级、省级和市级的计划生育科研课题。
（九）指导管理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工作；检查和指导计划生育服务网络的管理和建设；围绕生育、节育、不育制定生殖保健服务规划与规范，促进生殖健康发展；协同有关部门做好优生优育服务工作；围绕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制定相关政策措施并抓好落实；执行国家和省有关避孕药具管理的规定，编制计划生育药具分配计划，对计划生育技术和药具的使用与发放进行指导和监督。
（十）协同有关部门编制省和市财政拨付的计划生育经费和基本建设支出预、决算；管理、监督社会抚养费的使用；定期审计各项经费的使用。
（十一）会同有关部门做好计划生育和有关人口工作的对外交流与合作；联系人口和计划生育社会团体工作。
（十二）承办市人民政府和上级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

三、内设机构
根据上述职责，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局设4个职能科（室）：
（一）办公室
组织协调人口和计划生育重大问题的调查研究和综合分析，为领导决策提供依据；负责市委、市政府有关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重要决定落实情况的督查；负责文秘、档案、政务信息、计划总结、保密保卫、接待和后勤保障等工作；负责重要会议的组织协调和重要文件、报告的起草工作；协助局领导组织机关工作，督促检查机关工作制度的执行；负责机关党务、纪检监察、人事、劳动工资、计划生育、离退休人员管理、社会保险、工会、共青团和妇女工作；会同有关部门编制省和市拨付的计划生育经费和基本建设支出的预、决算及计划生育药具经费分配计划；会同有关部门指导、监督社会抚养费和行政事业性收费实行“收支两条线”的管理；负责机关和监督直属单位财务管理工作；负责计划生育合格村（居）委会的检查评比工作；负责村（居）委会专职计划生育指导员聘用资格审批的有关工作。
（二）规划科技科
贯彻执行全省人口规划，协同有关部门编制全市人口计划；组织对人口规模、趋势、素质、结构等人口和计划生育重大问题的研究；拟定全市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计划；拟订并组织实施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并负责日常检查工作；负责有关人口和计划生育的统计、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工作；参与人口统计数据的分析和人口变动抽样调查工作；综合管理全市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工作；负责申报市级计划生育科研项目，负责计划生育科技成果、新技术和新药具的鉴定、评审和推广应用，负责技术服务网络建设和管理；负责《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执业许可证》、《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合格证》的有关管理工作；围绕生育、节育、不育制定生殖保健服务规划和规范，促进生殖健康发展；协同有关部门做好优生优育服务工作；组织对独生子女病残儿的医学鉴定；指导节育手术并发症的预防、鉴定和治疗，检查督促《常用计划生育技术常规》的落实；对全市避孕药具的管理、使用、发放进行指导和监督；管理计划生育科技档案，负责培训全市计划生育科技人员；负责珠海市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专家委员会办公室的日常工作。
（三）宣传教育科
落实人口和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工作规划；指导各地开展全民性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宣传教育；指导计划生育宣传教育阵地和社区生育文化建设；协同宣传新闻文化等单位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的宣传报道；规范对人口与计划生育宣传品的管理；负责计划生育专业教育和培训工作。
（四）监督管理科
组织落实《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广东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法》；拟订我市计划生育地方性政策、法规，并组织实施和检查监督；协同有关部门查处违反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法规的重大案件和恶性案件；协调有关部门制定有利于全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社会经济政策，建立、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的奖励与社会保障制度，组织、协调、指导人口和计划生育的综合治理工作；协调有关部门做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治理工作；负责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复议工作；指导基层计划生育行政执法工作；受理群众有关计划生育的来电、来信、来访；管理、监督和指导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

四、人员编制
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局机关行政编制21名。其中局长1名，副局长2名，科长（主任）4名，副科长（副主任）4名。后勤服务人员事业编制2名。



刑事诉讼标准不宜主张“阶段论”

杨飞


证明标准又称证明要求，是指承担证明责任的人提供证据对案件事实进行证明所要达到的程度。受审判中心主义的影响，有人认为，刑事诉讼中的证明只能存在于法庭上的审判阶段。但在我国，一般认为刑事诉讼中承担证明责任者包括实施侦查、起诉等职权的司法人员， 1证明的过程贯穿刑事诉讼始终。基于此，各个诉讼阶段证明标准如何确定呢？目前比较流行的一种观点是分层论。这种观点直接来源于英美法系国家对证明标准的所谓九个层次的理论2，认为刑事诉讼中存在不同的证明标准，“排除合理怀疑”为刑事案件诉讼证明方面的最高标准，适用于判决；而“合理根据”的标准，适用于搜查、扣留和检察官提起起诉书等情况，认为法院的判决是对案件、被告人的最后定性，其证据要求应当是最高层次的，而侦查、逮捕以及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等证据要求是一种阶段性的要求，它与判决时总结全案提出的证据要求是有区别的。进而主张，将起诉证据标准拔高到与有罪判决证据标准相一致是不合法理的。

笔者不赞成此观点。侦查阶段破案是一个不断认知的过程，侦查人员的证明主张是随着侦查深入而不断变化的。由于证明主张的不确定决定了侦查阶段证明标准的阶段性、低层次性。但是提起公诉时，表明检察机关对案件事实的认知已经完成，已经有了明确的诉讼主张，就是对犯罪嫌疑人能够依法定罪量刑，即我国刑诉法规定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达不到这个标准，就应该继续取证，那么从证明程度上说，就应该和法庭判决所适用的标准同一。虽然到法庭上，法官还要以同样的标准对案件事实、证据进行检视，而且很可能得出与检察机关不同的结论，但那只是判断主体的变化而已，并不表示判断标准的提升。如果提起公诉的检察机关主动降低证明标准，那么到法庭上仍不可避免的要面对和法官同样的证明标准，要承担败诉风险，此举毫无实际价值。实践中有人根据分层理论，认为，检察机关没有必要要求公诉证据标准必须达到最终足以定罪的程度，3有的检察官还认为，起诉无须按照法院作有罪判决的证据标准要求侦查机关找到所有可能证实犯罪嫌疑人犯罪的证据材料。这些观点表面上看是为检察机关起诉活动松绑，其实不具有操作性，是极其有害的。

应该注意到，英美法系一些国家对起诉采用较低的证明标准是有其特殊司法环境的。他们的检察官不具有对羁押犯罪嫌疑人的批准权，检察官对警方的办结的案子是收案不收人，逮捕拘押犯罪嫌疑人要向法官申请令状，在我们看来法官的责任性就更大些，正是基于此，检察官的起诉也要经过治安法官或大陪审团的批准，非审判法官要防止检察官不负责地滥用诉权而侵犯人权（有理由怀疑实际上也为防止使自己签发的逮捕令状发生更严重后果而担责）。这种人案分离的环境下，检警关系很紧密，使得非审判法官实质上担当了大陆法系检察官的一些职责，检察官提起起诉的标准一定程度上等同于我国侦查终结的标准，当然是较低的。而我国则完全不同，检察官自己批捕或决定逮捕犯罪嫌疑人，自己起诉，必然要承担更大责任，在没有相应诉讼风险保证措施的环境下，在起诉证明标准上起码要高到足以定罪的标准才行，这与国外起诉的较低标准土壤不同，但效果相当，故没有移植该标准的必要。有人就此建议，在我国也应增设制约检察官的治安法官，控制起诉权，以适应不同的证明标准。4这种不惜以违宪为代价，通过增设机构之类兵棋推演的方法来迎合国外理论的建议，无疑是削足适履。

实践中分层论在重大疑难案件的处理上尤其容易得到响应。如某检察院网站上一案5：某夜，二女在酒吧娱乐，女甲被前男友丙叫至酒吧外，须臾，女乙来到酒吧外，见甲已倒地流血，丙在甲旁，周围无人。丙拦车将甲送到医院后便不知去向，后甲因失血死亡。有证据证实：丙与甲此前因解除同居关系而有隙，丙曾打过甲。丙归案后称：当日与甲在酒吧外遭抢劫，歹徒将甲扎死，后因害怕连累才逃逸。该案应否起诉，某司法机关中一观点认为，本案仅以公诉方的证据，并不能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丙有罪，不应提起公诉；一观点认为，丙有作案动机，而且案后逃匿，虽不能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丙有罪，但丙作案的可能性很大，根据惩治犯罪的政策，应提起公诉，因为排除合理怀疑是审判的标准，不是起诉标准。笔者认为，现有证据无法认定丙实施了犯罪行为，达不到足以定罪的标准，就不能起诉，岂有为了所谓惩治犯罪或者因为“死了人、有民愤”而起诉之理？即使检察机关为了惩治犯罪而甘冒败诉风险，在判决并不支持起诉的情况下惩治犯罪的力度又从何体现？对此，主张起诉的人肯定会有法院“万一能判”的疑问，甚至认为检察机关对疑案做了不起诉，会不会万一放纵了罪犯。笔者认为，运用同样的证据和标准来判断案件事实，如前所述，不论法官、检察官其效果并无二致，只不过是判断主体不同而已，“万一能判”论者下意识地认为法官的判断能力高于检察官，显然失当。 正如有的学者所言“ 决不是因为审判人员比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更高明……法官作为最后一个对此问题作出评判的主体，如果他认定指控事实已经达到证明标准的要求，在实质意义上，这一判断……是在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判断基础上的进一步确认，其中包含着侦查人员、检察人员的判断以及法官对此判断的赞同。” 6所以， 检察官审查案件时同样要履行客观性义务，理应通过合理听取各方意见等方式，独立、公正无偏地做出结论，不能因为社会压力而仓促“换手”处理。今年年初刚刚得到纠正的云南孙万刚案件，孙万刚经历了由死囚到无罪释放的惊险历程，作为司法机关应该慎重反思，不能对判决存侥幸的心理。





浙江-岱山-检察院 杨飞





--------------------------------------------------------------------------------

1 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综述与评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P263.

2熊秋红，《简评英美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载“中国法学网”，

“第一等是绝对确定，由于认识能力的限制，认为这一标准无法达到，因此无论出于任何法律目的均不作此要求；第二等即排除合理怀疑，为刑事案件作出有罪认定所必需，也是诉讼证明方面的最高标准；第三等是明晰且有说服力的证明，适用于某些民事案件以及某些管辖法院对死刑案件中保释请求的驳回；第四等是优势证明，适用于多数民事案件以及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的肯定性抗辩；第五等是合理根据，适用于逮捕令状的签发、无证逮捕、搜查和扣留、提起大陪审团起诉书和检察官起诉书、撤销缓刑和假释、以及公民扭送等情况；第六等是合理相信，适用于拦截和搜身；第七等是有理由的怀疑，足以将被告人宣布无罪；第八等是怀疑，适用于侦查的开始；第九等是无线索，不足以采取任何法律行为”。

3 周冬平 ，《关于完善我国提起公诉证据标准的几点反思》， 载《刑事法判解》

4 同上注释。

5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二分院网站，“学术论坛”。

6 樊崇义，正义网2003年1月16日“法律学术”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