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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渔业协定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8 21:45:59  浏览:8581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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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渔业协定

中国政府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渔业协定


(签订日期1988年11月17日 生效日期1989年3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澳大利亚政府,为了促进双方在渔业领域的合作,进一步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澳大利亚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本协定中: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捕捞渔船”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由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或公司进行商业经营、用作或装备为捕捞和从事与捕捞有关的活动的船只,包括运输、加工的船只,或作为海上作业的船只的补给船的船只;
  (二)“澳大利亚捕鱼区”是指从澳大利亚领海基线量起向外延伸200海里的区域。在此区域内,根据国际法,澳大利亚政府行使勘探、开发、保护和管理生物资源的主权权利;
  (三)“批准捕鱼区”是指本协定附件一所述的那一部分澳大利亚捕鱼区。

  第二条 所有获许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捕捞渔船应向澳大利亚政府共支付三十三万六千澳元的费用。澳大利亚政府应按本协定条款规定,在协定有效期内,向十二艘中国捕捞渔船和二艘运输船颁发许可证(以下简称“许可船只”)申请许可证的手续见本协定附件二。

  第三条 澳大利亚政府应根据其颁发给“许可船只”的许可证,允许这些船只以拖网渔法捕捞所有品种的底层鱼类,偶然地兼捕鱿鱼、板鳃类和中上层鱼类,并允许其加工和运载所捕渔获,但不允许捕捞甲壳类,包括亲虾。

  第四条 澳大利亚政府应准许“许可船只”捕捞总量不超过四千八百吨的鱼产品,其中西北海域三千吨,帝汶海域一千八百吨。

  第五条 澳大利亚政府应根据澳大利亚有关法律和规定,允许“许可船只”进入达尔文、佛里曼特尔、黑德兰和布鲁姆港。澳大利亚政府可通过外交途径,以书面形式通知允许“许可船只”进入上述规定以外的其它澳大利亚港口。

  第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应采取必要措施保证:
  (一)除了根据本协定已取得捕捞许可证或澳大利亚法律允许以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捕捞渔船将不在澳大利亚捕鱼区内捕鱼和进入澳大利亚港口。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捕捞渔船应遵守澳大利亚对在其捕鱼区内的外国捕捞渔船所规定的法律,澳大利亚许可证条款以及本协定的各项规定。
  (三)在澳大利亚捕鱼区作业的“许可船只”上的船员应允许和协助根据澳大利亚法律正式授权的澳大利亚官员上船,并执行他们关于检查、报告渔船方位和执法的指示。有关检查、报告船位和执法的正常程序详见附件三。

  第七条 根据澳大利亚初级产业和能源部随时确定的数量、品种及其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许可船只”的授权代表或代理可将鱼货出售给澳大利亚商业界。

  第八条 为有效地保护和最佳地利用澳大利亚捕鱼区内的海洋生物资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和澳大利亚政府在海洋科学研究方面进行合作。

  第九条 在发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捕捞渔船或其船员被澳大利亚有关当局扣押或逮捕事件时,澳大利亚政府应将有关情况尽快通过外交途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第十条 被逮捕或扣押的渔船或船员,应在履行澳大利亚法律关于保证人(金)或其它担保方式的条件下,尽快释放。

  第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应使澳大利亚政府得到以管理和保护澳大利亚捕鱼区内的海洋生物资源为目的而可能索要的统计和生物学资料。

  第十二条 对澳大利亚政府或澳大利亚公民提出的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渔船在澳大利亚捕鱼区作业所造成的损失或损害的索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协助其得到及时、足够的解决。

  第十三条 如果澳大利亚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协定条款的适用及解释发生分歧,两国政府应协商解决。这种协商应在一方政府接到另一方关于举行谈判的书面要求后六十天之内开始。

  第十四条 本协定不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澳大利亚作为当事国的其它国际协议,也不损害任何一方政府对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日双方签署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立场。

  第十五条 本协定自一九八九年三月一日起生效,有效期一年。两国政府将在本协定期满前不少于三个月,在堪培拉就下述进行协商:
  (一)回顾本协定规定下“许可船只”的作业情况,包括任何一方政府所提出的问题;
  (二)讨论可能缔结的未来协定的条款。
  本协定由两国政府分别正式授权的代表签署。
  本协定于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七日在堪培拉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英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           澳大利亚联邦
   政府代表             政府代表
    钱其琛             约翰·克伦
   (签字)             (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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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2000年全国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考试有关工作的通知

国家经贸委


关于做好2000年全国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考试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经贸委(经委、计经委)法制机构:

  2000年全国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考试将于10月14日、15日举行,目前考试的报名工作已陆续展开,为确保这次考试及相关工作圆满完成,现将有关事项及要求通知如下:

  一、做好考试的组织领导工作。此次考试涉及面广、社会影响大、工作任务重,而且又适逢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因此,各级经贸委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组织精干人员做好这项工作。

  二、做好考试的宣传工作。各级经贸委要利用各种媒体和会议,宣传普及企业法律顾问制度和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考试的意义、有关规定和具体做法。有关考试考务和考试教材的信息应在当地主要报刊上登载或发布公告。

  三、做好同有关部门的配合与协调工作。各地经贸委应主动与人事、司法部门联系,配合人事考试部门做好各项考务工作。要保证通畅的联系渠道,有关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考试和相关工作的情况、要求和建议,应按照分工,及时向国家经贸委、人事部、司法部反映。

  四、做好考前培训工作。要积极筹备师资,制定培训计划,确定培训机构,统筹安排培训工作。培训坚持自愿原则,不强制培训,不得乱收费。


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一、案情简介

  季某,系某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法官。2006年8月,东辰集团通过建设银行分行贷款3000万元给华皖集团。贷款到期后,华皖集团无资金偿还借款,经中级法院民事调解书确认,华皖集团欠东辰集团贷款本金3000万元及利息226.8万元,华皖集团在调解生效后3日内给付东辰集团,珠绒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季某为东辰集团申请执行珠绒公司和华皖集团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的执行承办法官。

  在该案的执行过程中,季某多次接受华皖集团代理人周某的吃请及现金4000元并以购房的名义向其索要“借款”10万元。之后季某积极配合周某和东辰集团的要求,加快了案件执行速度,不但在查封房产时,未到现场实地查看被查封房产的实际状况,而且在明知周某和东辰集团违反相关评估和拍卖程序,违规操作的情况下予以默许,将案件移送中院综合科继续执行,致使珠绒公司13处具有升值潜力的房产流拍从而直接抵付给东辰集团,造成华皖集团、珠绒公司损失1100万余元。

  二、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季某的行为仅构成受贿罪,且受贿数额仅为4000元。理由是:(1)申请执行人东辰集团和被执行人华皖集团协商决定评估机构是双方的权利,且案件进入拍卖程序后即已转入中院执行局综合科,与季某的意志无关。此外,加快案件的执行速度只是为了积极履行执行法官的职权,季某客观上并不能为周某谋取执行方面的便利,因此季某的行为不构成滥用职权罪。(2)客观上难以认定季某向周某所借的10万借款具有受贿性质。关于该案中10万元款项属于借款还是受贿,应当根据《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7项标准来对照分析。季某借款有明确的事由,有归还的能力,周某并未要求季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其谋取利益。综上,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季某的刑事责任,且受贿数额仅为4000元。

  第二种意见认为,季某的行为同时构成滥用职权罪和受贿罪,且受贿数额为104000元,应当两罪并罚。理由是:(1)季某身为法院执行局的工作人员,在办理该借款合同纠纷案件期间,违反规定处理公务,造成珠绒公司经济损失1100余万元,符合滥用职权罪的构成要件。(2)在执行过程中,非法收受周某财物并为其谋取诸如违反拍卖的程序加快案件执行速度等执行案件方面的便利,故构成受贿罪。两罪同时成立时,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两刑中最高刑以上,根据案情决定执行的刑期。

  第三种意见认为,季某的行为同时构成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和受贿罪,且受贿数额为104000元,应当按照受贿罪追究季某的刑事责任。理由是:(1)季某身为人民法院的司法工作人员,在执行该贷款合同纠纷案件中,在明知周某安排东辰集团与华皖集团、珠绒公司共同选择评估机构、拍卖机构,违规运以便作通过低价评估、拍卖等程序将标的物流拍的情况下,而滥用职权,将案件移交进入评估、拍卖程序,并且违反规定送达优先购买权人于拍卖日到场的通知书,客观上为周武忠违规运作创造条件,符合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2)季某以买房借款为名收受周某10万元,既没有书写借款凭据亦未约定还款时间,且周某在供述中也明确表示,该10万元是送的,而非借的。因此季某的受贿数额为104000元。(3)在将10万元认定为受贿数额的情形下,应当适用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第四款的规定择一重罪处罚,即应以受贿罪追究季某的刑事责任。

  三、评析意见

  其一,本案以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定罪更为恰当。滥用职权罪的主体构成要素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的主体构成要素特定为司法工作人员,另季某在执行裁定的时候,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法定执行职责,在明知评估程序系违规运作的情形下而将案件交送拍卖程序,这种放任的不作为使得华皖集团与珠绒公司遭受了巨额财产损失。即本案中季某的身份与犯罪行为同时符合滥用职权罪和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两个罪名,按照法理,一个行为同时符合同一法律的普通条款与特别条款规定的犯罪构成时,应当适用特别法条优于普通法条的原则,这也是由两者的关系决定的。普通条款是在一般范围内普遍适用的刑法,而特别条款是在特定范围内适用的刑法,就本案而言,特别条款的效力及于具有特定身份的人,只有这样,特别条款才会发挥其应有的意义。

  其二,季某的受贿数额为104000元。该案中,季某主观借款动机无法证明,其既没有书写借款凭据亦未约定还款时间,知道后来得知周某被纪委调查,怕此事暴露才将此款还给周某,季某所借款项确实是为购买房屋所用也只能证明季某收受该10万元的用途,而不能达到该10万元系借款的目的。而该案的行贿人周某也在供述中也明确表示,该10万元是送的,而非借的,行贿人的供述与其他证据形成完整证据链的情形下,应当认定该笔款项的贿赂性质。2007年下半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专门出台了司法解释,对10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类型受贿刑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提供具体意见,其中就包括借款形式的受贿情形。综上,按照证据链的证明以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均应认定季某所借10万元款项为受贿款项。

  其三,在以上分析成立的前提下,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季某的刑事责任。我国刑法明确规定了收受贿赂又犯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在刑法理论上,这是典型的处罚的一罪,对于该种犯罪,应按行为所触犯的罪名中的一个重罪论处,而不以数罪论处。在行为所触犯的两个罪名的法定刑相同的情况下,不是按所谓目的行为定罪量刑,而是按照事实情节较重的犯罪论处,本案中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第四款的规定即是对这一处理原则的肯定。


  作者单位:安徽省蚌埠市龙子湖区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