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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袭警罪”之设定

李钢


当前我们的公安民警在执行职务之时遭受侮辱漫骂甚至暴力攻击的事件频频发生，引起了公安部高层的高度重视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媒体的广泛关注，社会上由此掀起了一股设立“袭警罪”与否的激烈辩驳，双方皆引经据典，有支持者列举美国之“袭警罪”立法例，笔者认为这具有盲目的“国际接轨”倾向，立法应该立足于国情，我国的民主法制进程和人文民情都没有达到设定“袭警罪”的必要程度。笔者认为我国暂没有设定“袭警罪”的必要。
公安机关是承担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打击违法犯罪活动，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行政部门，它在政府行政体制中的性质定位为具有特殊强制执法权和特定执法职能的武装行政执法部门，无论它担负什么样的职能，无论法律赋予它什么样的权力，它也只是国家和人民的行政执法单位，人民警察也仅仅是行政执法单位的执法人员，与税务、工商、交通、城管等行政执法部门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也理应得到平等的法律权利和法律保护。公安民警作为行政职能部门的执法人员，勉强可说是特殊执法群体，却万万不是特权群体，“袭警罪”的设立会使公安部门陷入特权部门的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艰难处境，更加增添“公安老大”的色彩，会进一步拉大公安机关与人民群众的距离，疏远警民关系，这样的执法环境则更加不利于我们的人民警察顺利地执行任务，更无从谈及更好地保护人民警察合法利益。在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更加复杂化，我们的民警在执法中碰到阻碍或暴力抵抗甚至暴力袭击时有发生，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这是符合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而且对于以上行为的打击和对受害民警的保护我们的《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等已有明文规定，笔者认为刑法典中的妨害公务罪已可涵盖袭警这一严重危害行为，而且其他执法、司法人员亦可能遭遇袭击，若单设“袭警罪”会导致法律不协调、不公正、不合理；一般的袭击行为《治安管理处罚法》中也有比较完善的规定，这些都是对我们民警执法合法权益的保护规定，只要将法律规定贯彻实施，袭击行为依法受到惩罚，我们民警的权益自然能得到保护。假如非要设立“袭警罪”以保护民警，那么是否应将“妨害公务罪”肢解为袭击税务人员罪、袭击工商人员罪等罪名，有谁敢说税务、工商等机关的职能就不重要？难道它们就应该比公安机关的地位低？这难道不是在培植特权、保护特权吗？这是公然违反立法原则和法制精神的。既然法律对之已有了必要而充分的规定，又何必去浪费有限的立法资源多此一举呢？
公安机关担负着打击违法犯罪分子，维护社会稳定，保护人民群众安全的职责，在我国当前社会转型时期，违法犯罪活动呈现出复杂化、多发化、科技化、暴力化等特点，公安机关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的职责本身就必然决定了他们执法所面对的危险性、艰巨性。在执法中遭遇抵抗和暴力攻击是符合公安工作基本规律的，我们党和政府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并通过采取多种措施对受伤和牺牲的民警及家属予以补偿和抚恤。我们所应该做的是更好地提高我们民警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的能力，不断加强业务技能训练，增加科技投入，真正提高与违法犯罪分子做斗争的综合能力，以此来尽量减少民警伤亡事件的发生，并由政府和社会共同努力，做好受害民警的安抚工作，而不是动辄就要立法，设立“袭警罪”就能减少民警的伤亡了吗？君不见“盗窃罪”的设立并没有使盗窃行为销声匿迹。这是“立法依赖症”的体现，是对立法功能的误解，是法律万能主义的表现。
袭警行为的主体笔者将之总结为三类：①危险性较高的犯罪分子，②危险性不大的一般违法分子，③一般人民群众。对于第一类主体的暴力抗法行为我们的人民警察自然可以按照法律规定的权力和程序使用枪支、警械等措施去完成任务，进行自保防卫，这是我们民警的工作和职责，假如不幸伤亡，这也是我们的行政执法成本的应有内容，后果是依法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对民警进行补偿，更进一步的是总结提高，减少伤亡。如果是第二、三类主体，那么问题就比较复杂了，不能简单地以暴制暴。公正和倾向保护弱者是现代法律的基本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原则，在与一般人民群众打交道时，我们必须坚守“执法为民”、“公正、文明执法”的理念，实践中这样的袭击行为往往起因于情绪激动、对政府行为的不理解，公安民警野蛮执法、徇私执法、违法执法等，这些都应该纳入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应该通过温和的综合治理途径去解决，而切不可将之片面定性为袭警行为，人为地将之上升为敌我矛盾，恶化警民关系，损害政府的形象，破坏党的执政根基。我们应该将更多的精力花在如何更好地提高民警的执法素质，不段规范执法行为，加强执法监督和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建设，更好地实现公正执法、文明执法，更好地树立亲民的形象，融洽警民关系，真正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这才是解决袭警事件频发的根本之道。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目前我国并没有设立“袭警罪”的必要，应该按照现有法律规定依法保护民警合法权益，并应努力加强公安机关自身的建设，规范执法，加强监督，贯彻实践执法为民，做到公正、文明执法。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合同争议行政调解办法

1997年11月3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

第一条 为规范合同争议调解工作，及时解决合同争议，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根据国家有关法律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调解合同争议，适用本办法的规定。
第三条 调解合同争议，实行双方自愿原则。
第四条 调解应当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应当公平合理。
第五条 除双方当事人要求外，调解不公开进行。
第六条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受理法人、个人合伙、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以及其他经济组织相互之间发生的以实现一定经济目的为内容的合同争议，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七条 申请调解合同争议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申请人必须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
（二）有明确的被申请人、具体的调解请求和事实根据；
（三）符合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的受案范围。
第八条 下列调解申请不予受理：
（一）已向人民法院起诉的；
（二）已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的；
（三）一方要求调解，另一方不愿意调解的。
第九条 申请合同争议调解，应当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提出书面调解申请和合同副本。
合同争议调解申请应当写明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地址，法定代表人姓名、职务，申请的理由和要求，申请日期。
第十条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收到调解申请后，应当认真审查有关材料。对被申请人同意调解，符合立案条件的，应当在五日内予以受理，并通知双方当事人提交有关证据材料、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授权委托书以及其他必要的证明材料。对被申请人不同意调解，或者虽然同意调解，但不符合立案条件的，应当在五日内书面通知申请人不予受理，并说明理由。
第十一条 受理合同争议调解申请后，应当指定调解员一至二人进行调解。简单的合同争议案件，可以派出调解员就地进行调解。
第十二条 当事人发现调解员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或者不能公正处理案件的，有权以口头或者书面方式申请其回避；参加办案的调解员认为自己不宜办理本案的，应当自行申请回避。
调解员回避后，另行指定调解员。
第十三条 调解员应当提前将调解时间、地点通知当事人。
第十四条 当事人应当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
第十五条 调解员调解合同争议，应当拟定调解提纲，认真听取双方当事人的意见，如实做好调解笔录，积极促使双方当事人互相谅解，达成调解协议。
第十六条 当事人一方因正当的或者对方当事人可以谅解的理由不参加调解或者中途退出调解的，可以延期调解。
第十七条 一方当事人不愿意继续调解的，应当终止调解。
第十八条 合同争议涉及第三人的，应当通知第三人参加。调解结果涉及第三人利益的，应当征得第三人同意，第三人不同意的，终止调解。
第十九条 调解成立的，双方当事人应当签署调解协议，或者签订新的合同。
调解协议或者新的合同一式三份，双方当事人各保留一份，另一份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存档。
第二十条 调解不成立或者当事人不履行调解协议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告知当事人根据仲裁协议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二十一条 合同争议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两个月内调解终结。遇有特殊情况确需延长的，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期不得超过一个月。
第二十二条 调解终结后，应当制作调解终结书。
调解终结书应当写明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者代理人姓名、职务，争议的主要事实，当事人的请求和调解结果，并由调解员署名，加盖合同争议调解专用章。
应当事人的要求，调解终结书可以送达给当事人。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