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法规 »

　　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为合同诈骗罪对此应当怎样理解呢？
　　首先、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是什么样的合同？这是认清合同诈骗罪的关键问题。
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欺诈手段”主要指以下情形：
　　（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
　　（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
　　（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从刑法意义上探讨，合同欺诈罪中作为手段的合同，应是从实质上进行考虑，要有经济内容，不一定采取严格的形式，任何合同诈骗罪的成立都需要借助于合同这种形式，但是并非任何利用合同的形式进行的诈骗都构成合同诈骗罪。由于合同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合同当事人的财产所有权及市场经济秩序。
　　我个人认为，合同诈骗中的合同应是与经济活动有关。构成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必须满足三个条件：
　　第一， 合同对方是从事经营活动的市场主体;
　　第二， 符合广义上经济合同的外形特征;
　　第三， 具有一定的经济内容，或者与一定经济活动有关。
　　要正确地将合同诈骗罪与其他罪区别开来，还必须从内涵与外延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从内涵看，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仅仅指经济合同，如债权合同、抵押合同、质押合同、土地使用转让等合同，一些不直接发生债权关系的但含有经济内容的如合伙合同、联营合同、承包合同等也包括在内;从外延看，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外延不能太宽，一些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合同不应包括在内，行政合同也不应包括在内。另外，假借合同形式进行诈骗但完全与经济活动无关的合同不应包括在内，如行为人虚构父亲生病目的是骗取他人钱财而向他人借钱所写的借款合同。
　　必须明确，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并不一定需要书面形式，从合同法的意义上来探讨这一问题。根据《合同法》第十条、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口头合同是合同的一种形式，具有书面合同同等的效力。经济活动中允许采用口头合同形式，主要是为了促进经济活动的更快开展，为了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从证据法的意义上来看，有人认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如限定为书面形式，有利于取证，也可以有效地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笔者认为，不能为了形式而牺牲对实质问题的考证，口头合同完全可以通过其他证据来证明，如果确实无证据证明经济合同的存在，但又有诈骗的行为和非法占有的目的，则可直接定普通诈骗罪。
　　有效合同是否是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有人认为，有效合同不应包括在内，行为人敢于以真实的身份以履行合同的内心真意去签定合同，说明其并无诈骗的目的，自然构不成合同诈骗罪。我同意该观点，从刑法列举的几种欺诈行为看，要构成合同诈骗罪，行为人都必须以骗取对方钱财为目的与对方签定合同，其结果必然是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从民法的角度看，这种行为可能是无效合同，也可能效力待定的合同，但绝不可能是有效的合同。司法实践中，确实存在着当事人签定真实合同后又进行诈骗的情形，这存在着犯意转化的问题，可以认为当事人签定合同时，并无诈骗的故意，其后才产生了非法占有的故意。刑法上合同诈骗合同的效力应以签定合同时予以认定，合同主体真实合法、双方意思表示真实，不存在欺诈，没有损害他人利益，则可认定为有效合同，而不应在当事人产生犯罪故意时，回过头来对开始的合同的效力进行认定，否则会产生所有的经济合同都是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会使刑法处罚时间提前，也会使被认定的合同诈骗数额扩大，加重了对行为人的处罚，不利于行为人权益的保护。
　　二、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构成要件
　　“违法是客观的，责任是主观的”，这是大陆法系刑法理论通行的法谚。合同诈骗罪的违法性的评价，应从行为的客观方面，比如是否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了他人财产等方面，即从行为的外部，对行为进行评价。但人的外部行为与主观精神并非绝对分离，行为的违法性的评价还不能脱离主观因素。刑法上犯罪目的与犯罪故意是不同的概念，犯罪故意与犯罪目的可能具有同一性，也可能具有非同一性。合同诈骗罪的主观目的是非法占有的，该主观目的包含在犯罪故意之内，与犯罪故意具有同一性，从而与客观行为具有了对应关系，在时间上、内容上具有同一性，骗取他人财产的行为与非法占有他人的财产行为具有一定的同步性。
　　非法占有目的的形成时间并不一定就在合同签定时，也可能存在于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当然根据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产生非法占有目的后并未实施诈骗行为的，不能成立合同诈骗罪。司法实践中，部分行为人有视情况能履行就履行，不能履行就不履行的心理状态，对这种情况如何认定其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是一个难题，本人认为，应当引入司法推定的方法，作为一种主观心理因素，如其未实施客观行为，不能作出判断，这种司法推定是一种事实推定，是建立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有人认为能履行就履行，不能履行就不履行的心理状态是间接故意的犯罪心理，被告人对不能返还财产的后果持一种放任的态度。笔者认为，合同诈骗罪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根据司法推定的方法，从行为人的客观行为进行判断，有办法履行，没有办法就不履行只能表明行为人不愿意积极履行合同，但是否具有骗取对方财产的目的还不清楚，非法占有目的的主观心理态度没有形成，自然不存在间接故意的问题，而一旦客观表现为不能履行则表明了行为具有了骗取他人财产的直接故意。
　　司法实践中，刑法上的非法占有与民法上的非法占有容易搞混淆了，导致出入人罪。刑法上的占有与民法上的占有完全不同。民法上，占有是财产所有权中派生出来的部分权能，占有人对所有权人的物享有的事实上的支配权，是一种事实状态，不包括价值判断，一般地除了抵押、质押、担保等情形外，行为人占有他们的财产的目的是为了使用财产，即从占有权能够引申到使用权。刑法上的“占有”，实际上是指全面行使物的所有权，包括对物的交易、赠与、抛弃等;民法上的“占用”刑法上的“非法占有”不同。正确区分这两种概念的区别，不会错误地将民法上的占有、占用认定为刑法上的占有，从而将合同欺诈行为认定为合同诈骗行为。一些地方，存在着利用签订合同，骗取对方的预付款，供自己经营使用或者进行其他牟利活动，当对方催促履行合同时，则以各种借口推脱，在获利后再归还对方的预付款，即所谓“借鸡生蛋”的这种情形。对这种情况，笔者认为，如果能够还款，除借用财物进行违法犯罪这种情形外，都是非法占用，是合同欺诈行为，如果不能够还款，则由于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构成合同诈骗。对此，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1998年6月25日《关于审理诈骗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讨论记要》作了规定，“行为人无履约诚意，并不代表其一定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行为人只想暂时‘占用’他人财物，无‘非法占有目的’的行为不能构成合同诈骗罪。”最高人民法院1996年12月18日《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则规定的更为详细，“使用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款、货物、预付款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致使上述款项无法归还的，就可认定为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三、合同诈骗罪的数额
　　成立合同诈骗罪的条件之一是“数额较大”。合同诈骗涉及三种数额，即受骗损失数额，实骗数额和行骗数额。
　　受骗损失数额指犯罪分子的诈骗行为实际造成的损失数额;
　　实骗数额即受骗者被骗而实际交付给犯罪分子的财产数额;
　　行骗数额指犯罪分子主观上预计到的诈骗的总的数额，一般是指合同标的额。
　　多数情况下，受骗损失数额与实骗数额是相同的，但也存在受骗损失数额大于实骗数额的情形，如资金被骗走，工厂、企业无流动资金，造成了停产、破产，受骗损失数额大于受骗数额。行骗数额一般也是大于实骗数额，由于种种原因，行为人并不能全部取得意欲行骗的全部财物。对于以以上哪三种数额作为合同诈骗罪定罪量刑的依据，存在争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于 1996 年制定的《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诈骗数额应当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认定，合同标的数额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本人认为，对诈骗数额的认定应区分两种情况，在犯罪既遂的场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1996 年制定的《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在犯罪未遂的情况下，还是以诈骗分子行骗的合同标的数额认定诈骗数额更为科学。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成江

安乐死的立法历程及其合法化探究

石化东


内容提要：安乐死是一个争议已久的问题，一直困扰着理论界和司法界。长期以来，安乐死的合法性被世界各国所怀疑，尽管民间作了大量的努力，但成果不大。不过，安乐死的合法化作为一种价值选择的趋势，已逐渐为各国人们所接受。本文通过对安乐死的国内外立法历程、合法性争论和安乐死合法化的精神探源等几个方面的分析和论证后，认为我国应确立安乐死，但实行的时机并不成熟，尚需缓行，更要有严格限制。
关键词：安乐死 立法历程 合法化 精神探源 构想

安乐死（Euthanasia⑵）一语源自于希腊语“美丽的死”，又称安乐术，或称怜杀⑴（Mercy killing）。他意指对于死期迫在眼前而有难忍的、剧烈的身体痛苦而又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应其真挚而恳切的要求，为了使其摆脱痛苦而采取人道的方法让其安然死去的行为。根据一般的安乐死分类方法，安乐死可分为积极安乐死和消极安乐死，还可以分为自愿安乐死、非自愿安乐死和无法知悉本人意愿的安乐死（如病人为婴儿或植物人等）。积极安乐死是指采用积极的措施去结束垂危病人弥留在痛苦之中的生命，具体做法是给病人注射毒剂或给服毒性药品等。消极安乐死是指停止对垂危病人的治疗措施，停止对病人的营养支持，尤其是指停止使用现代医学设备和手段抢救病人，让病人自行死亡，这种做法往往被认为更不人道。通常所讲的安乐死，主要指积极安乐死。
一、 国内外安乐死立法进程研究
1905年，由弗朗西斯·培根首创，英语中才有enthanasia这个词用以指代“安乐死”，但是，安乐死的观念和实践却历史悠久。在古斯巴达，人们即认为，不健康的婴儿可予处死，而留下安乐死的纪录。在古罗马和古希腊，杀死婴儿、自杀和各种安乐死行为更是广为人们接受。纵观各国安乐死立法的历程，最早出现的是1906年美国俄亥俄州的安乐死法案。30年后，英国于1936年成立了自愿安乐死协会，且于同年向英国国会提出了安乐死法案：要求人们签署一份申请书，申请者必须超出21周岁，患有伴随性严重疼痛的不可治疗的致命疾病。签署时需要有两个证明人在场，递交由卫生部任命的“安乐死审查人”审查。该年美国也发起成立了“自愿安乐死协会”，但由于有披着“合法杀人”外衣的嫌疑，遭到了民众的纷纷反对。1938年，希特勒借口实施安乐死，建立了安乐死中心，杀死20多万人，这使安乐死笼罩上恐怖的阴影，阻碍了安乐死的蓬勃发展。1939年至1976年美英等国均提出过安乐死法案，但均未获通过。直到1976年9月30日，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签署了第一个《自然死亡法》⑶（加利福尼亚州健康安全法），规定“任何成年人可执行一个指令，旨在临终条件下中止维持生命的措施”。这是第一次使“生前遗嘱”这类书面文件具有法律的权威。是年，在日本东京举行了“国际安乐死的讨论会”，会议宣称要尊重人的“尊严的死”的权利。1993年2月9日荷兰参议院通过了关于“没有希望治愈的病人有权要求结束自己生命”的法案，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通过安乐死立法的国家。这给一直处于低潮的安乐死运动注入了一支强心针，极大的推动了安乐死合法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受此影响，澳大利亚北部地区于1995年也通过了类似的法案，但于半年后被废止。2001年荷兰上下两院以绝对优势通过了安乐死合法化的法案。为了避免滥用安乐死，造成非正常的死亡，法案本身规定了非常严格的条件：“首先，病人必须是成人，申请安乐死的病人必须自愿，而且必须是病人深思熟虑之后所作出的坚定不移的决定；其次，病人必须在无法忍受病痛的情况下才能申请安乐死；再次，病人所患疾病必须要经过两名医生的诊断，慎重的确定安乐死的方式。”⑷于是荷兰成为了当今世界上第一个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安乐死运动在一国已彻底取得了胜利。最近，荷兰邻国比利时已开始制定有关允许实施“安乐死”的法律草案，西班牙也正在酝酿就此问题立法。
早在1987年，中国法学界、医学界和哲学界就开始了对安乐死问题的讨论（缘由是陕西汉中市的一家医院为一位女性肝硬化病人实施积极安乐死）.,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未对安乐死作太多的法律规定，只是仍将安乐死视为非法剥夺人的生存权利。在我国，合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只有两种：一是由司法人员依法执行死刑；二是在符合正当防卫条件下的自卫杀人。但消极安乐死在我国被国人在文化心理和社会心理上所接受，并默许这种行为。虽然现在我国法学界、医学界的有关人士也在主张为积极安乐死立法，详细解释执行条件和步骤，但又因为安乐死所涉及的学术领域复杂，一时尚不能如愿地阐明。
二、安乐死基本理念之争
自安乐死出现始，其合法与否等问题就引起了极大的争论，理论上存在否认和赞成两种倾向。
否认安乐死的观点认为：人的生命具有绝对价值，“生命尊重之理念，是人类从事社会生活的基本要求。”现代社会伦理、典章制度，都是以此理念维系的。任何人都无权通过任何方式以任何理由来剥夺他人的生命。具体理由如下：（1）如承认安乐死的合法性则给他人的生命带来一种危机感，应和了“楔子理论”（“楔子理论”是台湾刑法理论界提出来的。他是指承认安乐死合法化可能引发非任意安乐死、杀人或大量虐杀的后遗症。），安乐死难避作为他人实施杀人工具的嫌疑，是违法行为合法化的外衣。（2）虽然现代科技有日新月异的发展，但医疗事故仍频频出现，医疗误诊也难以避免，这给安乐死对象（即病人是否身患绝症、是否临近死期）的确定造成了困难。如果承认安乐死，则有无端损害生命的隐患存在。（3）从医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没有永远根治不了的疾病，现在的不治之症，将来就可能被根治。而且，凡有顽症而避之，不符合科学的精神，不利于医学的发展。（4）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基本职责。医生的职业道德要求其尽力去挽救人的生命，而不允许他们实施相反的行为。
而赞成者认为人有选择死亡的权利，在人实际上丧失继续生存的可能性时，结束其生命会带来良好的社会效应。理由如下：（1）人只要在不危及他人、社会和国家利益的前提下，结束自己的“残生”本身不是一件坏事，它有利于提高人的生命质量。安乐死是患有不治之症、临近死期、受尽痛苦的病人到达“生命彼岸”的优势性工具。（2）承认安乐死的合法性体现了对人的生命权（包括生存权和死亡权）的尊重。（3）救死扶伤虽为医德之要求，但当人们迫于伦理道德等方面的压力而竭力挽救一个痛苦难忍、无恢复之希望而自愿求死的人，实无多大的现实意义，这种做法丧失了相当的社会效益，必然会造成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的浪费，引致资源劣化配置，违背了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的配置原则。（4）建立一套科学的安乐死制度，做好肯定与否定的对象界定，分清罪与非罪的界限，即对安乐死行为予以褒扬，对故意杀人等犯罪予以严厉打击，有利于善良人性的张扬，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
纵观两派关于安乐死的争论，主要围绕在生命神圣、至上观，个人独立价值观，同情论，本人同意论，关于医学新突破，危险先例论和功利观等方面，限于篇幅，本文不作详细介绍。
否定说片面宣扬安乐死的消极影响，抹煞了它的正面作用，忽视了社会的动态特征。而肯定说则过于强调安乐死的积极效应，看不到安乐死本身所固有的负面影响。对待安乐死应持既肯定又否定的扬弃态度，实行有保留的承认。
三、安乐死合法化的精神探源
尽管已有几个国家已明示或默示的方式认可了安乐死的事实，但反对的呼声仍是主流。在荷兰刚刚通过安乐死法案之后不久，俄、德、瑞典等国立即做出反应，表示反对安乐死合法化,而且在荷兰也发生过数起假借安乐死进行谋杀的案例。笔者认为，安乐死的合法化存在其独特的道德伦理基础、文化根底和精神渊源。
伦理是指处理人们之间相互关系应当遵循的道理和规则，是一种社会规范，它是对人生和社会生活的批判性反思。在当今社会，伦理道德的评价标准的外延不断扩大，生与死的社会价值也纳入到了伦理道德的整个评价标准体系。可以说：凡具有社会价值的死亡是符合道德的，不具有社会价值的死亡是不道德的。当然，这里所说的社会价值是积极的，纯粹意义上的，所谓的道德也是善的，因为“不是任何道德都具有积极的价值。反映反动统治阶级利益的道德，只具有伪价值。只有推动社会进步的道德，才具有真正的价值。”⑸“安乐死的实行首先是为了病人着想的，是为了生还无望已成为定向即将死去的人，而不是为还将活下去的人。一个健康、神志清醒的人，有选择死亡的自由，为什么一个身患绝症不能治愈的病人，就没有选择死亡的权利呢？这不公平。应该让身患绝症的病人有选择的自由，这是人的权利。”⑹基于这种思考，尊重人的趋死的合理选择，也就是维护人权。
实施安乐死存在坚实的道德基础。安乐死不是一个人在情绪冲击下的茫然行为，而是一个关涉道德、有充分理由的他灭性行为。死亡是一种必然，生存已失去了意义。严重的病情本身就是他怀疑生活意义的充分理由，病人选择安乐死，有效的维护了一种无价的价值。
在研究安乐死的合法形式时，我们有必要从社会学的角度进入“亚文化”和“主文化”两个概念.任何一国都存在“主文化”和“亚文化”，他们周延的代表了所有国民的价值观念。一个人亦或一些人的价值观念要么属于主文化，要么属于亚文化，不可能存在第三种倾向。因为社会大多数人总会产生一些共同的利益要求，沉淀成共同的善恶判断标准，从而造成在价值观念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文化群，基于主文化群的价值观念就会形成要求社会所有人必须接受的法律规范。而属于亚文化的价值观念相对于主流价值观念只能算是异类，它必须附和于主文化。据调查，上海对200位老人进行安乐死调查，赞成率为73%；北京市的500例问卷，赞成的有399人，占79.8%；河北职工医学院对保定市4001名工人、农民、干部和医务工作者进行调查，赞成安乐死的占61.59%⑺。
另外，在当今社会，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化，人的思想意识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当身患绝症、临近死期的患者，受到无比痛苦得折磨时，他真是生不如死，对于他实际上已失去了生活的原本意义，享受生活的真谛也无从谈起。这正好为安乐死的存在提供了精神支持。
四、安乐死的立法构想及结语
安乐死是一个涉及伦理、法律和医学等方面的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在当代社会，为制定政策和立法之目的，审视安乐死必须立足伦理，要围绕生命价值、个人自由和人权保障等来看待问题。讨论安乐死的最佳情景是国家经济、法制、医疗保障和公民的观念达到一定的发达水准，根本问题是病人的自由意志能够在物质和精神高度文明的基础上得到保障。从伦理上来讲，绝对禁止或全面开放安乐死均不可取，我国社会目前不具备讨论安乐死的理想条件，从立法上来讲，我们仍需创造条件。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要严格规范安乐死使用的对象范围、主体范围、实施条件、申请程序、审查程序、操作程序，和明确擅自实行安乐死的刑事责任，不履行或不认真履行安乐死职责的刑事责任，并明确所要承担的民事责任。
其中以安乐死为例必须符合下列条件：（1）实施安乐死的对象必须是根据现代医学和技术断定已身患不治之症，并死期又迫在眼前的病患者；（2）实施安乐死的目的是为了减轻或消除病人的痛苦；（3）病人忍受的肉体痛苦，达到任何人都难以忍受的程度；（4）病人意思清楚并能表达自己的意识，必须有其本人真挚的嘱托和承诺，且该嘱托和承诺是在事前或行为当时作出。在病人无法表达时，近亲属及其他人不得代为请求，医生也不得主动实施；（5）除安乐死外，无其他可供选择的方法来减轻或消除痛苦；（6）应由医生实施，其他人无权实施，且实施安乐死必须有三名医生研究同意，在经主治医生批准；（7）实施安乐死的方法必须合乎伦理而且被认为是妥当的。




注释:
（1）怜杀是美国刑法界对安乐死的别称.参见储怀植著:《美国刑法》（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2页。
（2）参见David S.Oderberg,Applied Ethics(Oxford: Blackwell Pulishers Ltd )（2000），p48。
（3）该法案又称为《死亡权利法》，其允许个人在一项文件上签署，表明于死亡迫在眼前的情况下，可授权医生采取停止延续生命的措施。
（4）引自《环球时报》2001年4月17日第17版。
（5）李连科著：《价值哲学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2月版，第246页。
（6）（7）欧阳涛：“安乐死的现状与立法”，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