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诉讼契约/合法性/标准
内容提要: 在民事诉讼场域中存在大量的诉讼契约，对于一些并未为立法或司法解释明文规定的诉讼契约的合法性问题，理论界曾一度对此持否定性态度。而事实上，这些诉讼契约依然有其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当然也并非所有的诉讼契约都具有合法性，诉讼契约只有在满足一定的标准时方具有合法性。
诉讼契约系指双方当事人在诉讼外或诉讼中对于现在或将来之一定纠纷，就民事诉讼有关行为所达成的旨在对诉讼程序之进行发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合意。自古罗马以来，各种不同的诉讼契约形态在民事诉讼场域中不断涌现。诸如诉讼和解、执行和解、鉴定契约、协议举证期限、撤诉契约、不起诉契约、不上诉契约、举证责任分配契约、选择简易程序契约、既判力扩张契约、不为强制执行契约等等。在上述诉讼契约中，有些诉讼契约诸如撤诉契约、不起诉契约、举证责任分配契约、不为强制执行契约等等，仅存在于鲜活的司法实践而并未上升到立法的层面。对于这些立法或司法解释并未明文规定的诉讼契约形态是否具有合法性，在理论上尚有争议。至于哪些诉讼行为当事人可以契约，诉讼契约的合法性应当具备哪些标准等在理论界鲜有论及。有鉴于此，笔者拟对诉讼契约是否具有合法性以及诉讼契约合法性的标准等问题做初步探讨。
一、否定诉讼契约合法性的主要观点
在19世纪之前，有关诉讼契约问题在理论界绝少论及，完全被“边缘化”。这一现象至19世纪末有所改观，“至19世纪末叶，才开始了对关于诉讼契约的全面考察。”[1]然而，学者们基于“门户主义”的过分追求，仅承认立法明文规定的诉讼契约形态的合法性而对于法无明文规定之诉讼契约形态则抱持顽固的排斥与禁止态度。并在权利保护说思想影响下，在诉讼法领域出现全部否定法无明文规定诉讼契约合法性之思潮。归纳起来，否定的理由主要有：
1、明示其一，排斥其他。有法谚云：“省略规定之事项，应认为有意省略”、“明示规定其一者，应认为排除其他”。法既然明文规定若干诉讼合意诸如合意管辖、诉讼和解等，必寓有禁止其他诉讼契约之意，否则，法律这些规定将毫无意义。既然立法并未规定诉撤回契约等诉讼契约形态，那么就意味着立法并不认可这些诉讼契约的效力。为此，这些诉讼契约也当然并不具有诉讼法上的效力。
2、公法不得以私法契约变更。学者们认为公法领域“并无契约自由之存在，不得以私契约变更之。”德国学者Bülow进一步阐释道，由于诉讼法为公法，而具有不可处分性，因此除法律上明文承认者（如管辖合意及仲裁协议）外，当事人就其他事项所缔结诉讼契约并不合法。[2]（P50）公法的不可处分性决定了立法并未明文规定的诉讼契约类型不具合法性，并为法律所禁止。
3、任意诉讼禁止。所谓任意诉讼禁止原则系指，诉讼手续之审理方法及顺序、诉讼行为之方式与要件等等，均由法律加以统一规定。不允许当事人于各个诉讼情形，任意变更法律所未预期之手续方法或要件等等。因此在禁止任意诉讼原则下，只有于例外情形，在诉讼法上有明文许可之场合，当事人间始得以合意方法约定能直接发生诉讼法上效力之各种行为。[2]（P53-54）之所以如此系因为“诉讼系集团现象，诉讼程序亦非仅为特点事件之当事人而存在，若许对个别事件顺应当事人之要求及便宜个别处理，则因事件之拖延，影响其他事件的审理，增加法院之负担，有害诉讼制度营运之圆滑，故有必要依法划一处理，使诉讼定型化，不许当事人任意左右诉讼审理之方式与顺序，并规定当事人诉讼行为之要件与方式”。[2]（P53-54）K.Hellwig也明确指出，实体法上当事人自治或私法自治之原则并不适用于诉讼法，在诉讼法领域，毋宁以“程序任意禁止”作为原则，换言之，诉讼法主要规定当事人对法院所为之一定行为，要求具有一定形式，至于在两造当事人间就一定行为所缔结之契约，由于不能满足诉讼法所规定之形式要求，即不具合法性，自不能在诉讼法上发生效力。为此，他们认为，“除有明文规定，得以诉讼契约发生诉讼法上效果外，不得以合意代替法定之方式。”[2]（P54）为维护诉讼程序的刚性与稳定性，法无明文规定之诉讼契约不为诉讼法所容忍。
4、不得以契约发生与法定诉讼行为相同之效果。该说以撤诉契约为例具体阐释当事人不可随意以契约行为产生与法定诉讼行为相同之效果。其认为“法律既对撤回诉讼之（单独）诉讼行为定有要件及方式，显见法规范系寓有不得以其他方式达成相同效果（诉讼撤回）之意旨，故诉撤回契约应不生诉撤回效果。”[3]（P268）基于同样的逻辑，对于那些法无明文之诉讼契约形态也不具有诉讼法上诉讼行为效力。
二、诉讼契约的合法性基础
在上述学术思潮的直接影响下，实践中出现的一些并不为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的新型诉讼契约形态，因遭受司法与立法的强烈抵触与排斥，其合法性一直不被认可。事实上，这些诉讼契约形态的存在有着坚实的合法性基础：
首先，并非公法都不可契约。传统公法理论认为“私法秩序与公法秩序是根本对立的，前者以私人意识为原则，而后者却是强行法规定，没有容纳自由意思的余地。”[4]（P77）与私法领域贯彻契约自由原则不同，在公法领域，契约不自由则是原则，而以在法律有特别规定才允许契约形态的存在为例外。而且这一例外“也不是可以恣意决定法律关系，必须依据一定的原则而为，这只不过是在适用公法而已。”[4]（P77）上述理论，遭到当代许多学者的强烈批判和深刻反思。弗莱那认为，公法契约是以制定法认可为原则的，但习惯法对之有认可的时候，公法契约原则上是应该得到承认的。日本学者市村博士认为，私法契约的原理不止限于私法领域，公法也具有共通的原理，二者共通的法律现象是除了法律明文规定或者事物性质上当然排除适用私法原则的场合外，私法规定应该适用。基于这样的认识，他认为公法契约也当然能够存在。[4]（P80）学者阿培尔特更明确指出，在公法领域也存在强行法与任意法之区别。基于此他进一步指出，公法中也存在着契约的可能性。[4]（P80）公法契约在行政领域的出现足以说明“公法无契约自由存在”命题不再理所当然。因为即使在公法领域，也有所谓任意性规定。行政契约的出现即为明证。行政契约的出现“其承认至少意味契约绝非私法仅有。”[2]（P53）不仅在行政领域出现了公法契约，而且在具有公法性质的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领域也同样涌现了众多契约行为，诸如行政诉讼调解、辩诉交易和刑事和解等。因此，就具有公法性格的民事诉讼而言，因其解决对象的私法性更注定了在民事诉讼领域中存在更为广阔的可契约空间。因此“不能一律以公法上规定为由，将与公益无直接关系的诉讼合意，视为法律所不容许的行为而排除。”[5]为此，并不能一概以民事诉讼法为公法为由而否定那些并未为民事诉讼法所明文规定的诉讼契约之合法性。
其次，未违反强行性规定之诉讼契约具有合法性。法律规则是规定法律上的权利、义务、责任的准则和标准，或是赋予某种事实状态以法律意义的指示和规定。依据法律规则对人们行为规定和限定的范围或程度之不同，可以将其分为强行性规则和任意性规则。所谓强行性规则，是指内容规定具有强制性，不允许人们随便加以更改的法律规则。所谓任意性规则，是指规定在一定范围内，允许人们自行选择或协商确定为与不为、为的方式以及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义务内容的法律规则。对于强行性规则，当事人仅能遵守而不得违反；而对于任意性规则，遵守与否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自由选择。同样，在诉讼法领域，对于强行性规则当事人不得基于协议加以处分；而任意性规则则是当事人可以契约的领域。“当事人如果具体地就某种诉讼行为约定其实施或不实施，只要该具体约定的内容、目的不违背民事诉讼制度原有的机能和目的，即使其约定法无明文，也无解释为法律必然禁止之必要。”即该行为“原则上只要不违反强制性诉讼规则，就应当肯定诉讼上合同的合法性。”[3]（P267）德国学者Schiedermair也认为，“除法律上所承认者外，当事人关于诉讼程序所为之协议，在不违背公益下，应承认其效力。由于诉讼法之规定可再区分为强制规定与任意规定，涉及任意规定所为之诉讼契约，均应承认其合法性。至于强制性规定与任意性规定之区分，则涉及公益与私益之衡平保障，民事诉讼作为国家司法权所建立之公共制度，必须兼顾公、私益，个人对于民事诉讼程序可处分部分，以不妨碍公共利益之情形为限。”德国学者Schlosser也认为，“只要诉讼法上无明文强制禁止之事项，皆应承认当事人得缔结诉讼契约。”[6]为此，对于未违反法律强行性规定之诉讼契约具有合法性。
再次，传统理论在“禁止任意诉讼原则”上存在认识的误区。“禁止任意诉讼原则”是就诉讼的形式要求而设定的有关诉讼程序进行的方法，法律为确保诉讼程序的安定和统一，当事人实施某种诉讼行为时，应该受到限制。但这并非否定当事人合意的价值及其法律上的意义。[3]（P267-268）申言之，“禁止任意诉讼原则”确立的根本目的在于强调程序的安定性。这一传统理论对于程序安定性的追求是正当的，而问题在于其走向一种极端——过于追求程序的安定性价值而忽视或者排斥其他程序性价值诸如程序经济与程序民主等。民事诉讼程序具有多种价值，如公正价值、经济价值、自由价值、民主价值和安定价值等。[7]具体如诉讼期间制度，该制度既体现了程序的经济性，又体现了程序的公正性。因为，如果诉讼期间过长则会导致诉讼的不经济；相反，如果诉讼期间过短则难以保证诉讼的公正性。为保证程序的经济性与公正性，诉讼期间的确立既不能过长也不能过短而应当适中。就诉讼契约确立的正当性而言，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追求程序的经济性。“法律上明文承认之诉讼契约多系为追求程序之经济、迅速。”[8]（P215）诸如对于本应适用普通程序的案件，当事人基于协议选择适用简易程序，其目的就在于追求诉讼的经济性。为此，对于既不违背程序的安定性又能兼顾程序的民主、经济等其他价值的诉讼契约当然具有合法性。“如果当事人的合意行为不危及程序安定，且没有违背诉讼公平正义之原则，其行为应为法律所允许，其决定自由及合意行为理应受到尊重和法律保护，尤其是当事人在诉讼上地位平等、意思自由以及公平的情形下就一定的具体实体权利义务和诉讼权利义务进行处分时。”[3]（P267-268）
最后，法律的滞后性及其规定的不周全性决定了法未明文规定诉讼契约存在的合法性。法律具有滞后性和不周全性等局限，“它要处理的现实社会生活则是具体的、形形色色的、易变的。因而，不可能有天衣无缝、预先包容全部社会生活事实的法典。这就使得法律不可能不存在规则的真空和一定的不适应性。”[9]法律的上述局限性为诉讼契约留下了可存在的空间。“以诉讼契约之多彩多姿千变万化，统括无遗理解掌握，现今学说亦有所难能，况有甚多类型系出现于法律制定后，立法者根本无从预想者”。为此，当然不能以法无明文规定为由而拒绝承认这些诉讼契约存在的合法性。而且“法律规定为列举或例示，应探求其目的及基础，不宜以法无明文遽然否定。”[2]（P47）
三、诉讼契约合法性的标准
尽管那些并未为立法明文规定的诉讼契约有存在的合法性基础，但并非一切诉讼行为当事人都可以契约。诉讼契约只有在满足一定条件基础上方具有合法性。判断一诉讼契约是否具有合法性的标准主要在于：
1、允许当事人处分的行为方可基于契约处分。就诉讼契约而言，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可处分的限度决定着当事人可契约的范围。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沈冠伶指出，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上“所明文规定之诉讼契约，系以‘法律上允许当事人处分’者，作为承认之依据及界限”。基于此，她进一步指出，“不论是在法院面前之证据保全期日、准备程序期日、或独任审判所行之期日、或是在法院外，均承认两造得就‘诉讼标的、事实、证据或其他事项’，或就‘双方所主张之争点，或其他有利于诉讼终结之事项’成立协议。”[8]（P208）即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可以契约对象首先应是允许当事人可处分之对象。这些主要有起诉、上诉、诉之撤回、上诉之撤回、舍弃、自认、证据之提出等。尽管立法上对于上述事项并未明文规定为当事人可契约对象，但基于当事人依法所享有之处分权限而言，其当然可以就上述事项与相对方达成契约。对于此类契约，除“立法者又再使法院于个案中具体衡量公益与当事人利益之轻重，否则无庸再就协议是否有违公益予以审查，盖在当事人依法享有处分权限之范围内，可认为原则上此类事项多与公益无涉，而可由当事人自由处分”。[8]（P213）即上述内容原则为当事人可自由契约的当然范围。
2、诉讼契约的对象原则限于任意性规范，而强行性规范则不可成为契约之对象。对于民事诉讼法并未赋予当事人程序上可处分权限的规定，而当事人却又基于契约对此进行变更或不再适用该规定者，申言之，此时当事人所处分对象并非法律上允许当事人可处分之对象，对此能否由当事人基于契约自由处分。首先须分析该契约对象在性质上系属任意性法规还是强行性法规。“如该规定内含授权性，得使当事人自主形成法律状态而变更规定内容，则属任意法规，”[10]，而任意性规定因其内容的授权性，当然为当事人可契约处分之对象。倘若该规定内容非为授权性而为强行性法规，因强行性规范要求行为主体必须作为或不作为之强行性品格，决定了该强行性规范并非当事人可自由处分之对象。
3、宪法性诉讼权利原则上不得基于契约处分。宪法乃国家根本大法，是其他法律存在的前提与基础。诉讼法有关规定乃至实务运作都应遵循宪法价值及其原则的规范与指导，不得与宪法规范相抵触。就当事人达成的诉讼契约而言，也同样应遵循宪法的价值与原则。“在对应因当事人合意所形成之‘任意诉讼程序’，因其涉及法院公权力行使问题，自亦不应仅因当事人合意即可免除受宪法规制要求……因而法院对于当事人关于诉讼契约之合意，即有必要以宪法价值及原则为审查之必要。”[11]诸如宪法性权利的合法听审权，当事人就不可基于契约剥夺之。如果当事人约定剥夺一方当事人之接受送达、阅卷以及法庭陈述等权利，因这些约定明显剥夺宪法所规定之当事人合法听审权，为此这些约定就不具合法性。但也不可一概认为所有宪法性诉讼权利都不可基于契约处分，若由法律规定之意旨发现其属于当事人可处分之规范，即使对其之处分可能影响当事人最基本诉讼权，也不能一概禁止。诸如当事人可以约定不公开审理、不言词审理等即是。
4、诉讼契约之达成不可违反公平诚信原则。一些诉讼契约的对象尽管没有违反强行性规定，但“契约之基础亦不能脱离缔约上之公平性，尤其是契约当事人两造能力有不平等时，则须本于诚信原则以判断契约之合法有效性。”“诉讼契约乃存在于当事人间之法律行为，其契约解释即应受诚信原则之拘束。”[8]（P213）就契约之特殊形态——诉讼契约而言，亦应遵循契约的本质要求，即诉讼契约之达成须遵循公平与诚信原则，否则所达成的诉讼契约无效。诸如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关于合意管辖就有如此的限制，该“法”第28条第2款规定，如当事人之一造为法人或商人，依其预定用于同类契约之条款而成立，按其情形显失公平者，他造于为本案之言词辩论前，得声请移送于其管辖法院。但两造均为法人或商人者，不在此限。再如该“法”第270条第3项“但书”规定，当事人就其争点，经依第1项第3款或前项为协议者，应受其拘束。但经两造同意变更，或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之事由或依其他情形协议显失公平者，不在此限。由上述条文我们可清晰发现，当事人在缔结诉讼契约之际仍须满足契约之本质及其基本要求，如果所达成诉讼契约违反公平诚信原则，则所达成的诉讼契约将归于无效。
5、诉讼契约之达成不可违反经济性原则。在民事诉讼中创设或者允许存在诉讼契约的一个根本出发点也正在于追求其经济性，对此有学者曾明确指出：“法律上明文承认之诉讼契约多系为追求程序之经济、迅速，不谨为当事人之程序利益，亦使当事人得自主性解决纷争，而减少利用法院之资源。”[12]如管辖契约，虽使本无管辖权之法院拥有管辖权，但就国家司法机关总体而言，并未增加其负担。再如程序选择契约，当事人可选择将普通程序改用简易程序，但不得将简易程序改用普通程序，因为前者节约了司法资源，而后者却较本应适用之程序支出了更多司法资源，当然不被许可。为此，“对于未明文规定之诉讼契约，在公益之考量上，其合法性之界限即存在于，不允许当事人以契约方式，摆脱依诉讼法所定之合理分配，而试图取得或利用较多之司法资源，此将使其他纷争之解决受到迟延，并使整个社会负担司法系统之支出增加。”[12]详言之，当事人就程序约定之内容，合意排除适用某一程序规定之结果，将较法定程序更不经济而有损于其他人利用法院之机会时，诸如就简易程序改用普通程序之契约、排除适用关于逾时提出攻击防御方法失权规定之契约等，都不应允许。即只有有助于诉讼经济性实现之诉讼契约，方具有合法性。
6、诉讼契约之达成不得违反当事人所享有的程序上的最低保障要求。有学者曾明确指出，“法治国家中诉讼程序之进行，有一定最低程度之程序保障基本要求，例如法官之中立性与独立性、听审权之保障、公正程序等，以尽可能维持裁判之经济、适正及其公信力，就此等程序保障基本要求亦不适当成为当事人处分之对象，不能以合意方式变更，而使最低程度之满足均不具备，例如约定仅由某造当事人陈述意见或举证。”[12]即当事人所达成之诉讼契约不可违背当事人所应当享有的最低限度程序上之保障，否则，这样的约定就不具有合法性。
此外，诉讼契约之达成不得损害第三人以及国家或社会的利益。而且在人事诉讼和家事诉讼中，当事人以契约形式处分相关权利时，法官有权进行干预。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深圳经济特区信贷资金管理实施办法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深圳经济特区信贷资金管理实施办法
1986年9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1981〕27号文件，国务院国发〔1985〕46号文件、〔1986〕21号文件的有关规定和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信贷资金管理试行办法》，特制定深圳经济特区（下简称深圳特区）信贷资金管理实施办法。
第一条 对深圳特区人民银行和各专业银行的人民币信贷资金，均按本办法管理。
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人民币信贷资金，按人民银行总行的统一规定办理。
第二条 深圳特区的信贷资金，实行以“块块”为主的管理体制，改变现行专业银行的“条条”管理体制，现有的信贷资金和今后吸收的存款，除中央国库款和向人民银行总行缴纳的存款准备金外，部留给深圳特区，由人民银行深圳特区分行负责统一安排使用。
第三条 实行以“块块”为主的信贷资金管理办法后，各专业银行市分行要在信贷计划和信贷资金分配上，同其总行和广东省分行脱钩。截至1985年底止，各专业银行总行和省分行对深圳特区分配的信贷资金，包括存差资金，不再调走。
除信贷计划信贷资金切块管理以外，属于各家银行总行、广东省分行管理范围的工作，仍照常进行。
第四条 实行信贷现金计划单列。各专业银行分行的信贷、现金计划，必须全部纳入人民银行深圳特区分行的年度信贷、现金计划，由人民银行总行审批下达，实行差额控制。在人民银行总行批准的差额计划内，对流动资金，允许多存多贷，但少存必须少贷。
人民银行深圳特区分行根据人民银行总行下达的年度信贷现金计划，核批各专业银行市分行的年度信贷、现金计划，包括借差计划和存差计划，同时抄报人民银行、专业银行总行和省分行。
深圳特区银行要积极吸收存款，合理发放贷款，以保证借差计划不突破，存差计划如数完成。
第五条 信贷差额控制的范围，列入信贷差额控制的项目，资金来源为信贷基金、各项存款；资金运用为流动资金贷款，固定资产贷款，其他贷款和缴存人民银行总行的存款。
固定资产贷款，包括地方项目和国务院各部门直属项目的贷款，均在深圳特区信贷计划内安排。属于中央特批的个别特大型建设项目，目前指沙角Ｂ厂电站，可暂在深圳特区信贷计划中单独列报；在年度中间，国务院下批的没有安排在当年计划内的大型建设项目，其所需资金超过深圳特区信贷资金承担能力的，可另行报批。
下列几项不在信贷差额控制范围之内：
（一）中央国库款、省级预算收入；
（二）发行基金；
（三）金银占款；
（四）外汇占款；
（五）外汇抵押人民币贷款。
国务院各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深圳特区投资项目自带固定资产贷款和流动资金贷款的，分别纳入各自的信贷计划和固定资产贷款规模。
第六条 固定资产贷款管理。深圳特区银行，要按照自身资金来源的构成，调整贷款结构，在国家核定的投资规模和固定资产贷款计划内发放固定资产贷款和乡镇企业固定资产贷款。人民银行总行每年核给深圳特区的固定资产贷款计划，未经批准，不得突破。
第七条 实行实贷实存办法。深圳特区银行的信贷资金管理，实行“实贷实存”的办法，将计划与资金分开，人民银行总行与深圳特区银行要划分信贷资金，今后人民银行总行核批深圳特区银行的信贷计划，是解决信贷规模和计划内贷款。信贷资金的平衡，主要靠组织存款和利用其他方式筹措资金解决。人民银行总行在下批深圳特区的年度借差（或存差）计划内，根据国家宏观控制的需要和深圳特区的实际情况，将资金分次贷给。
人民银行总行和人民银行深圳特区分行之间的资金往来，采取借贷方式。借款、存款及其他资金往来，均计算利息。
第八条 信贷资金与联行汇差资金分开管理。深圳特区银行的信贷资金与联行资金要分开，不得互相占用。人民银行与专业银行吸收的存款，首先要保证存款的提取和汇出，对信贷资金的运用，要有相应的信贷资金来源，要按照信贷政策，优先安排流动资金贷款，合理安排固定资产贷款，切实做到多存多贷，少存少贷，不准利用汇差资金发放贷款，搞少存多贷。
第九条 开户。为了加强信贷资金管理，保证人民银行总行与人民银行深圳特区分行的资金互不占用。人民银行深圳特区分行要在人民银行总行开立存款户、计划贷款户和临时贷款户。所有用款一律通过存款户支付，不准发生透支。
人民银行总行的帐务委托人民银行深圳特区分行设置专柜办理。
第十条 缴存存款。缴存存款的范围为银行各项存款，包括：企业存款、地方财政存款、机关团体存款、部队存款、城镇储蓄存款、邮政储蓄存款、农村存款、信托存款、保险公司存款、其他存款、其他专项存款。
人民银行深圳特区分行在人民银行总行开户后，应根据1986年8月31日比1985年底深圳银行吸收各项存款增加额3％的比例，在9月10日内向人民银行总行办理第一次缴纳存款准备金的手续。以后一个月调整一次。调整的时间、金额起点按现行规定办理。如遇各项存款余额等于或低于1985年底余额时，不得退还缴存款。
人民银行深圳特区分行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如实办理调整缴存存款。调增不得推迟，调减不得提前，不得少缴和欠缴，如若违反，按金额每天以万分之三计收罚款。
深圳特区各专业银行向人民银行缴存存款准备金的比例，由人民银行深圳特区分行制定。
第十一条 信贷资金调剂。深圳特区银行要加强信贷资金的调剂与横向融通，可以在地区之间、各专业银行之间互相拆借资金。具体办法由人民银行深圳特区分行制定。
人民银行深圳特区分行对专业银行发放临时贷款，不能超过拥有的资金来源。对特区外的金融机构拆放资金，不能突破年度信贷计划差额。
第十二条 临时贷款。在年度中间，由于信贷资金先支后收，存贷款季节性下降上升而出现暂时资金周转困难时，人民银行深圳特区分行可事先向总行申请临时贷款，经总行批准后，方可办理贷款手续。并要按期归还。
在年度信贷计划下达之前，如果人民银行深圳特区分行在人民银行总行存款帐户上的资金不能应付年初信贷资金营运的需要，人民银行深圳特区分行可暂在上年各项贷款余额的5％数额内，向总行申请临时贷款。计划下达后，及时归还，不得拖欠。
人民银行深圳特区分行在向总行借用临时贷款的情况下，不许向特区之外的金融机构拆出资金。
第十三条 委托业务。中央国库款、发行基金、金银占款、外汇占款和外汇抵押人民币贷款，均属人民银行总行信贷资金，其业务委托人民银行深圳特区分行代理；代收、代付的资金，每天同总行办理清算。
第十四条 金银业务。深圳特区的金银经营业务和管理，属人民银行总行，委托人民银行深圳特区分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金银管理条例》、《金银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办理。金银收售的具体业务，仍按现行规定办理。
第十五条 深圳特区分行的发行业务，目前仍然按中心支库的格局管理。
第十六条 外汇抵押人民币贷款业务。外汇抵押人民币贷款，是人民银行总行委托试办的业务，所需人民币资金由总行提供，作抵押的外汇现汇，委托人民银行深圳分行专户转存。转存外汇的利息收入，归人民银行总行，未经人民银行总行批准，抵押外汇现汇及转存利息收入，任何单位，任何个人都不得动用。
第十七条 存贷款利率。人民银行总行对人民银行深圳特区分行的存、贷款利率，由总行决定。
深圳特区的人民币存款和贷款可实行与其他地区不同的利率，由人民银行深圳特区分行统一制定和调整，上报人民银行总行备案并抄送广东省分行。
深圳特区内外专业银行、金融机构之间拆借资金的利率，由借贷双方商定。
第十八条 联行汇差资金的清算，人民银行深圳特区分行与总行的全国联行往来，应每天通过在总行开立的存款户办理清算。
各专业银行市分行的全国联行往来，省辖往来汇差资金清算，仍按现行联行制度办理，人民银行要协助、督促专业银行及时清算汇差资金。对累次拖欠汇差资金，占用汇差资金去搞少存多贷、扩大放款的，要运用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加以制止。
第十九条 资金头寸报告制度，人民银行深圳特区分行要向总行报送以下报表：
（一）每日（例假日除外）报送特区银行资金头寸日报，必要时，用电传报送。
（二）向总行的存款、贷款旬报。
（三）特区银行信贷项目旬报。
第二十条 统计人民银行深圳特区分行和各专业银行特区分行，仍应按各自总行原来规定的时间向各自的省分行报送信贷、现金项目电报及其他有关报表，以便各家省分行汇总上报总行和保持各家银行资料的系统性完整性。人民银行深圳特区分行还要按总行编印的月报表式，汇总各专业银行信贷、现金项目电报，于每月8日前报送人民银行总行和广东省分行。
为更好地综合反映特区经济和金融的情况，人民银行深圳特区分行可以在规定专业银行报送的报表内，适当增设某些会计科目和统计科目（子目）。
第二十一条 加强经济和资金的预测，人民银行深圳特区分行要主动加强同专业银行市分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联系与合作，定期不定期地召开经济和资金分析会，及时研究生产、市场和资金动态，搞好月度的经济预测和资金预测，搞好头寸的匡算，及时了解各银行存贷款、联行汇差情况，搞好信贷资金的分析和资金调度，提高信贷资金的使用效益，为宏观经济决策提供重要依据。
第二十二条 信贷计划执行情况的检查和分析。人民银行深圳特区分行要按月、按季对信贷、现金收支变化情况进行汇总分析，写出月度、季度信贷计划执行情况分析，检查计划执行中存在的问题，研究资金需求变化趋势，提出措施和对策，检查分析材料，要及时报送人民银行总行和广东省分行。遇有重大经济问题，要随时向总行和广东省分行报告。
第二十三条 人民银行深圳特区分行对专业银行市分行信贷资金管理办法，由人民银行深圳特区分行自行制定，报总行备案。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解释、修改权属中国人民银行总行。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1986年9月1日起实施。
